1906年冯素陶出生在云南省广通县（今属广丰县）。1920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这时正是“五四”运动波澜壮阔的时候，追求新思想、新事物的欲望冲击着很多青年。省立一中是昆明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一所学校，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事物吸引着他，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复古保守校长等学潮，担任过学生自治会负责职务，主编过《滇潮》月刊。
1924年他赴上海，考入南方大学。这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家的政治嗅觉比较敏锐，他常读《中国青年》和《向导》等进步杂志，在政治观点上有了更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鲜明目标，认识到政治问题不解决，任何问题都不能解决。同年他参加了由共产党人张伯简发起成立的“新云南社”，该社宗旨是团结云南进步青年，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自此，他开始接触中国共产党，接触马克思主义。
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入斗争，配合工人进行宣传和游行示威。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同时也体会了知识分子一经与工人阶级结合，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这次斗争，在思想上、政治上为他一生的道路初步奠定了基础。
“五卅”运动在上海遭到反动势力破坏，他和张伯简等“新云南社”同人，先后离开上海到广州。到广州不久，即转学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并参加党领导的“新滇社”工作，先后担任“新滇社”总部总务部门和组织部门的负责职务。1926年，经王德三、李鑫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形势急剧变化，“新滇社”的组织形式及活动方式，已不能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组织上给他的任务是处理“新滇社”善后事宜。是年12月11日，继南昌起义之后的广州起义爆发，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斗争，夜以继日地参加市内宣传工作。13日，起义部队退出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广州找不到党组织关系，遂赴上海。
大革命失败后的数年间，环境非常复杂，形势非常严峻，加上自己从广州出来没有办法带上党组织证件，接不上党的关系，以致陷入苦闷、彷徨。但他心中追求真理的火没有熄灭，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变，决心努力探索，继续追求。这段时间，他用了不少精力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当时上海有不少研究社会科学的小团体。他与日本回国的云南青年刘惠之（中共党员）等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光社”，1930年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他与“光社”一起加入“社联”。在理论研究方面有了较好条件。
1932年春，应聘到南京私立文化学院任农村经济学教授，是年冬，与他有联系的共产党员张審之被捕暴露了他。敌宪兵司令部派特务到他寓所搜捕，未遭捕获，遂又流亡上海。1933年夏，中共上海法南区委负责人郑思群转知地下党的安排，要他参加“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的筹备工作。“领保”成立后，他化名马君肃，担任秘书长职务。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是党所领导的反帝的群众组织，在法租界有公开的办事机关，一开始就受到中外反动势力的阻挠和压迫，后来公开机关被破坏，一部分同志被捕，他和聂绀驽同志等由组织决定参加《中国论坛》的编辑工作。这个刊物后来也受反动势力打击未能继续出版。原来和他接头并准备为他恢复党组织关系的“领保”负责人刘芝明同志也已被捕，从而又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没有失望，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必须依靠共产党。组织上虽然离开了党，但思想上要紧跟党，革命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虽无党的组织关系，也要在党外打“散兵仗”，在自己教书、写文章的岗位上灵活运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撒播革命火种。
1935年春，由罗绳武介绍，他接替楚图南到河南开封私立北仓女中任教。当时，河南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最低潮，他决心以“拓荒者”的精神，脚踏实地深入下去，作一点一滴的播种工作。在他担任的国文、历史、逻辑、经济学等课程的讲授中，联系实际巧妙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贯穿进去。他向学生介绍苏联革命文学，介绍李大钊等先烈的革命实践，讲时事政治，进而在学生骨干中组织秘密读书会，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指导同学们开展校内外的群众活动，积极支持同学们参加“一二．九”等学生运动。两年多的北仓生活，他在向同学们传播知识的同时，自己也受到教育，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学生赵新（1937年入党，抗战期间曾任山东省妇委会委员）在《回忆三十年代开封北仓女中学生运动》一文中写道：“……大革命失败后，他（指冯素陶老师）无日不在关心着党的革命事业，在白色恐怖条件下，从没有放弃宣传马列主义，扩大党的影响的责任。看到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努力学习，深刻思考，探寻正确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他拥护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宣传文化战线旗手鲁迅的正确主张，紧跟着党的步伐开展工作，运用他比较丰富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的经验，谨慎而又果断地指导着北仓女中的革命活动，做出了巨大成绩。他忠心耿耿、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以一个南国的学人，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只身在闭塞的汴梁古城任教二年半，直到学校因担心他会再次遭受当局的迫害而把他辞退。临走时他还对我们今后的工作进行周密的考虑，提出争取让李炳之先生指导“民先”的活动，并推荐高一班王灿生同学，说他是个很好的发展对象…..同学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位有修养的革命者，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秋应邀回昆明后，他与楚图南、杨一波等到云大附中教书，大家同心协力，很快在学校树立起一个新风气，成为抗战以后昆明学生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接着，他又着手筹办刊物和组织文化界的抗战工作，并在云南大学任教。1938年初，出版了以宣传抗日民主为宗旨的《战时知识》半月刊，任主编。这个刊物在当时云南的抗战文化运动和青年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启发推动作用。随着它影响的逐步扩大，受国民党的压迫也逐渐增强。
1938年夏，他与楚图南、徐嘉瑞等筹组云南文化界抗敌协会，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主席。“文协”在抗日大后方宣传和组织民主运动中作了不少工作，成为抗战初期昆明反帝斗争和民主斗争的一个中心。
皖南事变前后，昆明文化界响应党中央的召开，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由十四个文化团体联合组成云南宪政联合会，推他为理事会召集人。该会宗旨是从批判国民党反动的“五五”宪法草案开始，掀起一个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该会的一些批判材料，由《战时知识》半月刊发表，国民党省党部及三青团立即进行反扑，在他们的党报上指责“《战时知识》和冯素陶假借名义发表反动言论”云云，由此，宪政联合会被压垮，《战时知识》被迫停刊，他在云南大学的教书职位也丢了。他在昆明站不住脚，被迫避居乡间约一年，从事研究工作。
1943年秋，党中央派在昆明工作的代表华岗同志，发起成立了一个不公开的组织“西南学术研究会”。参加的人有吴晗、闻一多、楚图南、周新民、李文宜、潘光旦、费孝通、曾昭伦、辛志超、闻家驷、尚钺和冯素陶等十余人。这个会每两周举行一次，或者是学术交流，或者是讨论时事政治，通过这个会还布置一些有关民主运动的工作，华岗是位很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史学家，也是优秀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在他的领导下，大家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有了进一步提高。实际上，该会当时已成为昆明学术界统战工作的一个核心。]
1944年夏，由于工作的需要，他接受周新民（中共党员）、李公朴的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次会上，由于代表们的政治倾向不尽相同，主张和见解不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颇有分歧。在讨论民盟政纲时，他高屋建瓴地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的主张。对此张申府、李相符、李公朴、沈志远等代表表示支持，但一位正在徘徊成立农民党的代表董时进坚决反对，他提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也有一些人支持董时进的观点，在两种观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只好提交大会表决，表决结果，通过了冯素陶代表的主张。周恩来副主席对民盟这次会议给予极大关怀，有一天，约了史良、李公朴、李文宜，辛志超和冯素陶等几个到曾家岩中共代表团办事处谈话。周副主席让大家谈谈对民盟这次会议的看法和想法后，把大家的谈话归纳为几个主要问题加以分析，指出：“…….象民盟这样一个几党几派在一起的团体，意见有分歧是很自然的，不怕有分歧，能求同存异就行了。能坚持大原则是好的，次要的问题可适当让步，只要有利于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人民做好事。和国内外敌人作斗争，这一条不能含糊……”周副主席这番肯挚、亲切的教导，冯老认为是他毕生难忘的教育，成为他以后做统战工作所遵循的重要原则。
同年冬，他被选为民盟云南支部执行委员、常委兼组织部长。这时，华岗有新的任务离开云南，他接替华岗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但工作重点仍在民盟，他把民盟工作当作党的统战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努力去做。
1945年冬到1946年夏的一段期间，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及李闻惨案，独裁与民主的斗争、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达到高潮。46年秋，他与楚图南、费孝通等被迫离开云南。此后他即留在上海民盟总部工作。
1947年冬，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禁止活动，他遂与沈钧儒、周新民等先后流亡香港，参与香港重建民盟领导机构的工作。1948年秋，民盟香港总部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章伯钧和代理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相符相继离港，由他代理组委会主任委员，他以更加勤奋的工作迎接全国解放。
1949年3月，北京解放后，他随民盟香港总部最后一批回到北京。10月1日，他幸福地参加了开国盛典，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他激动得热泪盈眶，终于看到自己向往的、为之奋斗的这一天到来了。
1950年夏，他被分配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工作。51年参加川东永川土地改革工作。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很好的锻炼。52年回京，中央教育部调他到北京农业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同时还担任着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他白天忙于社会活动，夜间备课写讲稿，有时通宵达旦，一清早就又赶到学校去上课，深受同学们的爱戴。每当他走进课堂，看到同学们为他准备的那一杯散发清香的热茶，或接到同学们写给他的那一封封述说自己学习心得和所受教益的信件时，总为同学们挚朴的情谊所感动。这里有欣慰也有鼓舞。
1957年秋，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任副教务长，在这里，与在吴玉章院长领导下的许多革命老同志共事，他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条件，经常在小组里和学员一起座谈讨论，既是考查也是学习。几年来，他沐浴着解放后的喜悦，心情舒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对党的教育事业充满着信心和希望。
1959年春，中央统战部和民盟中央决定派他到山西接替邓初民主持山西民盟工作。当时他考虑，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工作，困难是很大的，担心做不好，不敢接受这个任务，当然也舍不得离开教育岗位。但在组织的勉励下，还是服从了调动，这一进娘子关就是近四十年。在这近四十年中，他和许多同志、朋友一样，经历了三年困难和十年浩劫的艰苦磨练，也饱享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胜利喜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激情满怀，历史的教训使他深刻理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意义，他坚决拥护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一系列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努力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经常注意团结全体盟员同志，坚定地同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一致，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作为一名新长征中的老战士，他深为党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所鼓舞，并身体力行。他关心并积极向省里提出进一步加速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进程的建议，据此建议，曾成立了山西省科技决策咨询委员会。他注重人才的培养，甘作人梯，鼓励年轻同志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着力发挥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智力集团的作用，使其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他关心全省的教育改革，多次深入学校和农村调查研究，并积极倡导成立山西省陶行知研究会，学习宣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学习宣传他伟大的共产主义胸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促进当前的教育改革。他在多次会议上强调。我们不是为办学而办学，更不是为赚钱而办学。我们以教育为改造社会的武器，把贫穷落后的地方改造为富裕文明的地方，重点在农村；在各级党政的支持领导下，而今山西省科教兴村已初见成效，进一步向兴乡、兴县以至兴省前进，与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相衔接。他深感干部年轻化问题是党和国家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多次恳切提出让贤的要求，终于1988年及92年批准分别从民盟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大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党内外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思想战线上也出现了各种思潮，但他始终满怀深情，对党的正确领导坚信不移，并经常以此教育子女，与周围的同志和朋友共勉。
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是他数十年坎坷道路上的精神支柱，多年来他有一个诚挚而热切的愿望，希望重新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但由于统战工作的需要，一直留在党外。1988年春，经过中共山西省委的切实研究和积极支持，中共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同意接受冯素陶入党。在入党宣誓大会上他庄重地表示：绝不辜负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在山西工作数十年间，他除主持民盟山西省委员会的工作，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曾先后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山西分会副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山西分会副会长以及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六、七届委员会常委，盟中央一、二、三届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现任民盟中央顾问、民盟山西省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山西省陶行知研究会名誉会长、山西省人民教育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来源：山西民盟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