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从本
周新民，原名周骏，安徽庐江人，１８９６年生，早年就读于安徽法政专门学校。“五四”运动期间，任安徽全省学生联合会副会长，积极参加领导学生运动。１９２１年春，参加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也是安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一，后去日本留学，毕业于明治大学法律科。
１９２６年，周新民经高语罕、朱蕴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先后担任左派国民党安庆市党部常委和左派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常委兼书记长。认真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安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作出了贡献。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在安庆制造反革命事件，周新民当面怒斥质问，因此遭到通缉，逃亡至上海。大革命失败后，他并没有被敌人屠杀所吓倒，而是遵照党的指示，以教书和执行律师业务为掩护，坚持地下斗争。平素埋头苦干，待人宽厚，很有人缘，行事低调，从不张扬，得以隐蔽。历任中国公学大学部、上海法科大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教授，上海政法学院教务长等职。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周新民在沪大力协助沈钧儒等爱国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实际上他也是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沈钧儒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筹备会上说：“要参加救国会，就要准备坐牢房，甚至砍头，否则就不要参加。”周新民义无反顾，响应沈老的召唤，呼吁广大知识分子，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应临危不惧，勇往直前。
１９３８年，周新民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回到安徽抗战，担任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在地下党领导下，广泛联系各方面人士，依靠安徽进步力量，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干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在皖西大别山地区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抗战局面。
１９４２年，周新民又遵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以救国会成员的关系，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此，他在民盟担任实际工作，协助中共与民盟联系，长期合作奋斗，为推动民盟发展壮大和不断进步，倾注了全部心血。同年底，民盟中常会指派周新民等人，将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中许多大学教授吸收入盟，于１９４３年５月成立民盟昆明支部。由于闻一多、李公朴、潘光旦、潘大逵、吴晗、楚图南、费孝通等著名教授和民主人士，先后加入民主政团同盟，使民盟在知识分子中的声望大为提高，在困难中逐步巩固和前进。昆明的民盟组织后来发展较好，成为昆明爱国学生运动的推动力量，确是中共地下党对民盟工作支持和帮助的结果。
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初期，青年党头头之一左舜生，就是民主政团同盟的秘书长，青年党的成员在四川人数很多，民盟一切行政事务全由青年党的干部创办，引起盟内其他党派的盟员的不满。１９４４年上半年，周新民等就向民盟中常会建议，把原先的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凡倾向民主的个人都可以参加，扩大成为政治主张相同的大联合。
１９４６年７月，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在昆明暗杀民盟中委、爱国七君子之一李公朴，著名诗人、民主教授闻一多，举国为之震惊。随后民盟要求国民党政府派人与民盟人员一道同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真相，遭到国民党拒绝。８月间，民盟中央委派梁漱溟、周新民单独去昆明调查。９月底，民盟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主，实施法西斯统治的罪行。
１９４６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彻底撕毁旧政协决议，召开伪国大，威胁利诱民盟领导人交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当时民盟是否参加“国大”的问题，好像有举足轻重之势。这时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已经辞职，民盟中委周新民还住在南京民盟办事处，事实上担负着民盟秘书长的工作。周新民认为是否参加伪国大问题，事关重大，于是打电话请示尚在重庆的张澜主席，张澜答复既简单又坚决，“参加不得呀，参加不得呀”。事后张澜还不放心，连续向周新民打来两次长途电话，一再嘱咐，民盟不能参加伪国大。周新民也及时地向在上海的几位民盟领导人转述张澜意见，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取得大家一致赞同，从而继续坚持原则，进行艰巨的政治斗争。
１９４７年春，国民党当局强迫中共代表团从蒋管区全部撤退。３月７日，中共代表团团长董必武率领最后一批工作人员，离开南京梅园新村。董必武吩咐周新民等移住梅园新村３０号办公，“坚守下去”。周新民答应：“一定如此，请董老放心。”１０月２２日，国民党特务分子２０多人突然包围了梅园新村，周新民等人外出时，也受到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派车跟踪监视，失去自由。２６日清晨，周新民、李相符等乘坐中共代表团留下的一辆小轿车冲出了梅园新村３０号，在国府路与成贤街转弯处马上下车，摆脱了特务的追赶，顺利脱险，去了上海。１０月２７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是“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周新民离开上海潜赴香港。１９４８年１月５日至１９日，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香港召开，会场上悬挂着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陶行知的遗像。沈钧儒在会上说：“要从反动派的魔掌下，取得民主和平，是不能以和平的公开合法的方法，使国民党反动派放下屠刀的。”会议分析了民盟二中全会以来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检讨了过去的政纲政策，严肃批判了社会上包括盟内某些人的中间路线思想。制定了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实现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路线。同时，郑重宣布不承认民盟的解散，决定恢复民盟总部及活动。毫无疑问，周新民当时在香港负责会议总务工作，协助沈钧儒、章伯钧主持会议，起到许多重要作用。
１９４９年春，周新民随民盟总部由香港迁到北平，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和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常委会副秘书长，参加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周新民任民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为民盟组织的巩固和发展积极工作。他还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兼副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秘书长，沈阳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对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都作出了显著成绩。
１９８１年，民盟中央主席史良在民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在民盟发展过程中，曾有不少共产党员参加盟的工作，他们积极参加当时的斗争，为推动民盟的进步作了重要的贡献，如周新民、李相符、闵刚侯等同志，我们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敬意。”周新民在“文革”逆流中，受到严重迫害，脑子逐渐软化，思维不清，医治无效，于１９７９年在北京逝世。
来源：《团结报》第29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