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４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代大家张岱年先生，以九五高龄辞世了。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有两位学者是有重大贡献的，这就是冯友兰和张岱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著作，为中国哲学的过去和未来发展，梳理出了一条清晰思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思想源流》、《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等著作，展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前者以人物为线，后者以问题为纲，一纵一横，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典双璧。”除去学术研究领域相近外，张岱年与冯友兰之间还有着许多的人生交往。
张岱年在高中一年级读书时，受一位教中国哲学史的老师汪震的影响，开始研究并撰写相关文章。江震是一位颇有学术造诣的老师，他当时已在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哲学界的文章，对胡适、梁漱溟、张崧年、朱谦之等人的思想进行评述。在一次作文课上，张岱年写出一篇《读韩》的文章，批判韩非反对道德教化，专重刑赏的观点，为此受到汪震的欣赏，并将其推荐刊登在《师大附中》月刊上。而此时的张岱年，才不过是个１８岁的小青年。
１９３１年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已入师大读书的张岱年很感兴趣。此前他虽已读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但不满足，此时对冯友兰著作“考察之精，论征之细”不由十分敬佩。在冯著的影响下，他也写出了一篇自己早有兴趣的有关老子年代问题的文章：《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投寄给当时影响甚大的《大公报》。文章在“文学副刊”栏刊出。这篇文章认为，“老子”当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老子》亦当在此时成书。此文颇得学者罗根泽的赞许，并被入选《古史辩》第四册。这篇文章，冯友兰也见到了。由于观点相近，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篇署名“季同”的文章，材料证据与当时人们引用的差不多，但出自作者笔下则亲切有味。这一点使冯友兰“颇异之”。当时他猜想，作者必定是一位对此饱有研究的长者，当他后来知道张岱年不过是一个大学生时，则不由得“大异之”。
不久，冯友兰在《大公报》“世界思潮”栏发表了几篇《新对话》，主张“共相实在”学说，提出了“未有飞机之前先有飞机之理”的著名观点。张岱年读到后，联系中国古代哲学，写出了《谭理》一文，对中国哲学之“理”进行了意义分析，认为“如未有飞机之前，可以说已有飞机所根据之规律，而飞机的共相却是飞机造成之后才有，是因飞机之存在而存在的。”对冯友兰文章进行了呼应并加以引申。
因为这些文字交往，冯友兰对这位年轻人有了了解，后来经张岱年大哥、哲学界名人张申府介绍，张岱年结识了冯友兰，并由此建立了长久的友谊。
１９３３年，已经发表了多篇哲学文章的张岱年由北师大毕业，经冯友兰、金岳霖两位清华教授推荐，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年仅２４岁的张岱年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又不是出自哲学专业，能得到两位当时哲学界有影响的人物推荐，确实可以看出他的造诣。张岱年到清华大学任教，最终得到了校长梅贻琦的批准。这是因为几年前张岱年曾考入清华大学，因不习惯清华的军事训练，不久便退学。现在清华不以为忤，再聘这位曾经退学的学生为师，足可见开明宽容。
同在清华教书后，冯友兰由了解张岱年的文章进而了解了他的为人。冯友兰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谈及张岱年：“及得见，其为一忠厚朴实之青年，气象木讷，若不能言者，虽有过人聪明而绝不外露，乃益叹其天资之美。”由于这样喜爱，冯友兰甚至介绍自己的堂妹，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冯让兰与张岱年相识，使他们结成百年之好。他们之间便由同道而为姻亲了。
婚后的一段日子，张岱年写出了自己的奠基之作，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著作以问题为纲，分别叙述中国哲人讨论的理论题目，以期显示中国哲学整个的条理系统。１９３６年，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等人在北平发起组织“中国哲学会”，召开了中国哲学第一次讨论会。当此之时，冯友兰又鼓励张岱年提交一篇论文。张便写出了探讨人生问题的《生活理想之四原则》，认为人生哲学中最大的问题是生与理。生即生活，生命，理即道德准则。这两者的和谐统一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可见，冯友兰对张岱年的学术方面也是颇为关心并加以提携的。
抗战期间，张岱年未及与学校一同南迁，只好蛰居北平。在此期间，他开始撰写《哲学思维论》，以表述对哲学本质的观点及演绎法、归纳法和辩证法三者间关系的见解。他虽未随校迁移，但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冯友兰仍关心着他。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张岱年便接到冯友兰寄自昆明的信，告诉他清华即将回北平复校，仍邀请他到哲学系任教。复校之后，为教学的方便，张岱年便暂住在冯友兰的旧宅。
１９４６年，冯友兰应宾夕法尼亚大学之邀，去美国讲授中国哲学史课，其余时间则继续与美国学者卜德合作，完成《中国哲学史》这本书的翻译。在他赴美期间，清华的课他推荐张岱年代讲。这时张岱年便不仅讲“哲学概论”、“孔孟哲学”，也开始讲中国哲学史课了。
１９４９年后，全国高校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理、法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由城内迁至燕京大学旧址。这时张岱年与冯友兰亦一并来到北京大学，并同时主讲中国哲学史课程。冯友兰讲先秦至汉初时期，张岱年讲汉至明清时期。１９５５年时，张岱年写出了《张横渠的哲学》一文，用唯物论的观点，探讨了张横渠的气化学说。这篇文章经冯友兰推荐，发表在刚刚创刊的《哲学研究》上，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１９７２年，冯友兰又与张岱年、汤一介等人一起，遵照毛主席“要学点哲学史”的指示，编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这可以说是两位学人的意外合作。
由于长期的交往，冯友兰与张岱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１９８８年，９３岁高龄的冯友兰为《张岱年文集》写序，他这样评述：“盖张先生真是一位如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之士，对于哲学大问题‘心知其意’”。对他的为人，冯友兰这样说：“张先生之木讷气质，至老不变。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直道而行则‘刚毅’矣。‘近仁’之言，其意当哉！张先生可谓律己以严，高自要求也。”
冯友兰先生去世后，张岱年坚持要赶到医院吊唁。据冯的女儿宗璞讲述：“两位老学者，一个躺着，一个站着，阴阳两隔，相对无言，似乎时间都凝固了。”冯友兰下葬时，大雪纷飞，张岱年披着雪花作墓前演说。他说冯友兰的一生是好学深思、永远跟随时代前进的一生，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张岱年先后写有六篇关于冯友兰学术及为人方面的文章。两位学者真可以称得上是相知相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