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团结报2004年7月6日第2865期）
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周年，在邓小平同志一生的伟大革命实践中，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中如何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同全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香港回归祖国过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与一些国家政要的交往中，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既坚定地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又表现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睿智和灵活。团结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与20世纪政治人物》一书，对此有详细介绍。本报选取部分章节刊登，以示纪念。
邓小平与20世纪政治人物
——邓小平与党外人士
陈继安 刘金田 编著
邓小平在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时，为了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专门邀请闻名中外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到他办公室叙谈民族问题。
费孝通很早就关注民族问题。１９５０年７月，他率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地区访问和调查研究。
邓小平趁机邀请费孝通叙谈。座谈一开始，邓小平就开门见山地问费孝通，你认为当前民族问题主要应抓些什么？费孝通坦率地说：还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问题。解放前，少数民族除了受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外，还要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他们对汉族有一种反感心理。解放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里，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因为现在刚解放，少数民族地区与广大的汉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因此，他们在心理上对汉族的隔阂仍然存在，所以，使少数民族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很重要。
邓小平称赞费孝通说：问题抓到点子上了。少数民族有点怕汉人，确实有历史原因。现在我们的干部就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他们心目中的汉人形象，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都要深入下去，和他们交朋友，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是新汉人。邓小平还对费孝通十分中肯地说：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了矛盾，首先我们要承担责任，自己要先认错，道歉，这样才能取得人家的谅解。比如长征时，红军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了一些革命的种子，产生过一些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有的同志饿慌了，为了生存，做了一些违犯纪律的事。解放了，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责任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少数民族人士也很坦率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这就叫以心换心。
邓小平这番坦诚的话，使费孝通很受感动，便接着进言：要解决民族隔阂，主要应该反对大民族沙文主义。邓小平说道：狭隘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但是应该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只要大民族主义一抛弃，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会出现了。
费孝通从邓小平的叙谈中，十分钦佩共产党。他觉得共产党是一个真心实意为百姓的党，为这样的党办事，和这样的党合作，太应该了。两个多小时的叙谈后，邓小平热情地留费孝通吃午饭。他们边吃边谈，十分投机。邓小平说，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个小学生，你是专门做这项工作的，要多参谋啊！费孝通说：不敢当，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指示。
邓小平在西南地区工作期间，还特别重视党的统战工作，注意团结非党人士一道工作。云、贵、川、康刚解放时，由解放军接管并改造各地县原国民党政府旧机构。邓小平认为，一个地方政府机构的接管和改造，不能把旧人员统统一脚踢开。他主张尽可能录用旧人员。包括财政、金融、工商、交通等各方面的机构，不仅可以录用各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就是国民党地方系和中央系的旧政府人员，也可以以各种形式容纳。他指示各省地县，在各级政府机构中，要准备至少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位置给非党人士。
贵州解放后，杨勇、苏振华、徐运北在接管各地时曾提出“工人生活维持费一般不低于旧职员，对公教人员待遇按高于旧职员低于职工的标准发生活费”的主张，邓小平当即予以阻止，进行了纠正。他指出：不宜人为地规定工人待遇比旧职员高，尤不可在目前条件下，去提高工人待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办法。
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对稳定解放初期西南的政治经济局势，顺利开展剿匪、征粮、恢复生产、调整工商业等繁重任务，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对西南局的统战工作很满意，并将西南局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批转各中央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