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 日期：2003年9月11日
汪东林
编者按：该文是作者新著《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漱溟问答录》中的一篇诠释，本报由作者供稿，提前发表。该书年内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全国政协工作组(专委会)办公室工作不久，即调到当时工作更加繁忙的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任学习秘书。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的工作何以繁忙?那是因为在60年代，学委会的工作直接关系到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近200人的经常性的思想改造工作，这在当时是统一战线范围内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因此在全国政协学委会之下，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都设立了分会和办公室，此外还有数十名无党派或无所属的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由政协学委会直接领导，办公室派学习秘书具体负责会务、记录和简报工作，我是这个学习组的工作秘书之一，自1963年开始，至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都没有离开这个岗位。十分巧合的是，赵朴初同志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是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召集人(即组长)之一。
众所周知，从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这20年间，全国上上下下都卷入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学习改造，不过是搞政治运动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这20年间，政协直属组的每个成员都有参加运动、改造自己的任务、因此人人都得表态，都得不断检查自己，甚至交代一些问题（如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追查“政治谣言”）。但是，这个组的重点人物是梁漱溟，仅仅是较长时间（几个月或半年以上）的对梁的大批判，就有三次。那么，作为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四个召集人(组长)之一，赵朴初对待批判梁漱溟究竟持什么态度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得概括地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即在一条“左”的错误路线和指导思想的直接影响下，政协的内部学习改造和大批判运动与社会上政治运动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方式上稍微温和些，比如也戴政治帽子，最多是被某某人勒令站起来，但超不出一分钟召集人又会招呼被批判人坐下，并强调要“摆事实，讲道理”，包括梁漱溟先生，虽然早巳被多次称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是难得的“反面教员”，在学习组内也没有受过体罚。实际上呢，尽管人人表态，与梁某人划清界限，但大多数人是违心之言，“口是心非”。公开敢出来为梁漱溟辩护者没有，但私下议论梁某人是“硬骨头”者大有人在。在每次大批判刚开始时，常常有一轰而上，挨个发言的场面，但不用多久就接不上气，有的人就在台下有意无意地为梁解脱，要求尽快结束批判，转入正规学习，大可不必为梁一人而耽误了大家的学习时间，等等。在这种大环境、大背景下，赵朴初先生当然也发过言，也“批判”过梁漱溟先生。现在要查找档案材料，照样可以查到，然而我作为亲身经历者之一，中国的这段历史，光凭文字档案是不行的，它的真实的面貌常常藏在文字之外，或者说，不在会上的侃侃而言，而在会下的窃窃私语。赵补初先生其时对待梁漱溟先生，也要从这个角度予以细细观察。
从1963年起，梁漱溟先生坚持出席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每周二次或三次的学习，但赵补初先生则因工作繁忙或健康原因常常请假，大体上每周能出席一次，平常的学习会前期主要由于树德、王芸生主持，后期则由程思远主持。梁这个人自称“面冷”，实际是很少与人交往，当然也不排除别人远离这个挂牌的“反面教员”的因素，在这个组经常到会的20左右的成员中，真正能称得上与梁漱溟先生有交往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于树德，他与梁是交往半个世纪的朋友，虽然时断时续，但从年轻时代就相知相识了，加之同在政协这个组，于老与梁老同庚，是该组最年长者，而于老是全组公认的谦谦者，“大事不糊涂”，对当时那一套“左”的东西，他是奉命维持，刚接火就朝天放枪，打了几枪就主张尽快熄火。梁和于心知肚明，自然说话、交往多一些。另一个就是赵朴初，他与梁的交往，则是因为佛教文化的情结。我到这个组担任小组秘书不久，有一天梁先生在散会后即走过来对我说：“今天赵朴老没有来，这是我向他借的两本佛经，请您替我还给他，也可以下次开会他来时再给他，免得我带来又带回。”我一看是每本两册的线装的木刻本，立即接过来，说：“您放心，我负责转交，负责保管。”“你对佛经有兴趣吗？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这两本书好。”梁先生笑着说。我点头回答：“我恐怕看不懂。”他笑了。回办公室后，给赵朴老打电话，他立即答复，不急，先放在办公室，什么时候还都可以，有便再转交。自此，前后二十年时间，除去“文革”停止学习五年，我做这件梁与赵之间借还书籍（多是佛经）的事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往实里说，每月总有一次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互借互还书籍的事，有时甚至在批梁会议的期间，也没有停止。1974年三四月间，“批林批孔”运动已开始了一段时间，全组成员差不多都发言表态，“拥护”这场运动的开始，惟梁漱溟迟迟不说话，实际上他一直在家中准备着长篇发言，先是内容与时下的运动顶牛，他一直在考虑是否全盘推出。当然，他最后终于和盘托出，讲了两个半天，八个小时，引经据典，其中惟独一句毛泽东主席的话，他只是说我记得毛主席讲过，自孔夫子至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这话就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查了一次毛选，却没有查着，不知出自哪篇文章，但记忆中肯定是有的。这话一般人听了就过去了，因为他讲了两个半天，都在上午，这话是第一个半天讲的，没想到次日即梁漱溟第二个半天讲话之前，赵朴老召我过去，交给一个纸条，说：“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梁老。昨天回家我查了毛选，梁先生昨天讲的没有找到出处的毛主席语录，我给他找到了。”纸条上写着毛选第几卷第几页，题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内容“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梁漱溟接此条后深表谢意，但他在接着第二个半天讲话时并未再次选读这条语录。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许多事不可明言，只可意会，这件事就是一桩例证。
1989年我的第四本书《梁漱溟与毛泽东》出版，梁老已逝一年，当我把这本27万字的书给赵朴初送去时，赵朴初抚看着书，颇为动情地说：“梁老没有能看到这本书，遗憾，可惜了，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虽有争执，但他们是相识相知的老朋友，这已载上历史，你的书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话声刚落，我又提出新的要求。我说：“梁老1988年6月病逝前，对他的后事没有任何遗言。山东邹平县是梁先生30年代搞乡村建设的实验县，前后七、八年时间，在梁先生的一生中是件大事，现在邹平县政府通过县政协提出，要在当地的名胜黄山上找块地方作墓地，埋葬梁老骨灰，立一墓碑，逐步建成一个墓地碑林，此事已得到梁先生家属的同意，都认为这是对梁先生的一种纪念方式，给后人留点思念。我受邹平县政协和梁先生家属的委托，请您开个头，为梁老题写墓碑。先立了墓碑，有了墓地，再陆续向梁老的亲朋好友和学生、敬慕者征字，逐步建碑林。不知朴老认为妥当否？”赵朴老听完我的话，几乎未加思索就欣然同意，说：“好事，又是一件好事，梁先生是中国文化名人，新华社发表的悼词生平里这样称呼他，当之无愧。梁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有许多地方受到当代人敬仰，也值得后人学习。我现在就写。”当我手捧赵朴初先生写就的“梁漱溟先生之墓”的大字（按：朴老是书法大家，但平时较少写大字）时，我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负责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邹平去。”不久，邹平县立碑后还专门拍了照片寄来，由我转送给赵朴老一张。自此，费孝通、启功、吴祖光等文化名人，都陆续为梁漱溟先生的邹平墓地碑林题词。
（本文作者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