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良端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就是这句话，时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员会主委的潘大逵，成了“章罗联盟四川分店”头目受到批判，被划为“右派”……
从民主教授到文教副部长
1946年，潘大逵应聘重庆大学执教。消息传来，重大师生在校园里挂出数幅“欢迎民主教授潘大逵莅校执教”的横标。了解潘大逵的人在向师生们介绍：他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民主教授，当沈钧儒等7君子被捕下狱后，他和17位著名爱国知识分子追随宋庆龄到苏州自请入狱，营救沈钧儒等爱国志士。1945年11月25日，昆明各大中学校进步师生在西南联大举办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潘大逵、费孝通等著名教授应邀演讲。会场被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特务包围。当潘大逵讲演时电源突然被截断，漆黑的会场顿时枪弹横飞。正气凛然的潘大逵从容不迫，激情满怀，高亢的讲演声震彻夜空，环绕春城，把演讲会推向新的高潮……
在重庆执教的潘大逵遭反动派迫害，他于1949年9月转移到成都，利用社会关系做策反地方将领工作。重庆解放后，在昆明时的老战友楚图南受民盟中央派驻重庆，任西南盟务特派员，电邀潘大逵来重庆。来到重庆后组织安排潘大逵出任西南行政区文教部副部长，分管高等教育工作，兼任一些要职。这时的潘大逵虚心学习，积极工作，努力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政协副主席沦为大右派
1954年西南行政区撤销，潘大逵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57年4月，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全国政协以鼓励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为主题的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潘大逵聆听了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的讲话，主要精神是号召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毛泽东和中央的号召，解除了潘大逵等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为国为民献计出力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的潘大逵回到四川，向民盟及各民主党派传达全国政协会议精神，鼓励支持大家帮助党整风。
为鼓励民主党派向党提意见，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帮助各民主党派，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开展调查研究。经商定，省民盟去盟员人数较少、组织建立较早的雅安搞点。
5月中旬，由省民盟秘书长任组长的调查组，在省委统战部党派处一副处长陪同下来到雅安。在民盟雅安市委召开的全市盟员大会上，调查组长传达了民盟中央4月会议精神，号召和鼓励盟员积极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会后，调查组用两周时间就民盟市县和基层组织，如何搞好地方政协和在大中学校开展工作进行调研。他们与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交换意见，深入民盟支部参加组织活动，拜访有代表性的盟员后，拟写了汇报材料：《推动地方政协工作的意见》。省委统战部主要负责人审读《意见》后，高兴地说：“你们这次立了大功劳！”
不几天，政治风云突变。
《人民日报》6月8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两天后又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这篇社论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意识到政治风向突变的那位调查组长，赶紧在省委统战部6月15日的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座谈会上作系统发言：“驳斥”章伯钧、罗隆基的“修正主义思想”，揭发潘大逵“受了不良影响”。
6月下旬，受到初步“揭发”和批判指责的潘大逵，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出席全国人代会。他没有料到，这次人代会是反右的大会；他也没有料到，他是四川代表小组中被点名批判的第2个人。小组会批判，他不知所措。一些莫须有的事越辨越辨不清，只好逆来顺受。虽耿耿于怀，但还是讲了些不实之辞。
人大代表中的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周新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邓初民对潘大逵很关心，鼓励他作一次深刻的检讨发言，一些问题让人了解，从而得到澄清。潘大逵拟写的发言稿经邓初民审改后作大会发言，迎来代表们认可的掌声。
回到四川，风更狂、雨更暴，潘大逵遭到愈演愈烈的揭发批判。
潘大逵参加省人代会接受小组批判，闭会后省民盟整风领导小组即组织潘大逵等集中学习，成立了帮助潘大逵等的“帮助组”进行“帮助”。
7月1日，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和右派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社论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个批判右派的高潮。
反右派斗争在四川展开，省民盟一负责人在揭发批判右派的发言中，将雅安调查组的汇报材料，作为省民盟一领导成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公诸于众。7月5日的《四川日报》说：雅安调查组负责人在雅安“提出了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在雅安具体实施的方案”。
“证据”和“方案”见诸报端了，领导四川反右派工作的省委第一书记，找到既是共产党员，又是民盟盟员的省民盟一副主委说：赴雅安调查那个负责人应交待揭发问题，如果交待揭发得好，可以不划他为右派。在如此沉重的政治压力下，这位在雅安调查的负责人系统地交待揭发：“四川盟内确有一个无形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是潘大逵……等。这个组织的核心是潘大逵……等六人。”“潘大逵这个点的作用是把章伯钧、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张带下来，把这个组织的情况、关系反映上去。这样盟中央有人说话、支持，下面有潘大逵提出后大家动手干。”这样的“交待揭发”材料，载于7月29日出版的《四川日报》。
8月30日，《人民日报》登载《四川的右派群丑》一文，文章披露批判了以潘大逵为首的“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群丑的言论。9月1日的《人民日报》用黑体字通报：“章罗联盟四川分店———以潘大逵为首的右派阵营，在人民群众上下夹攻、内外会攻之下，已全线瓦解。”所谓“章罗联盟四川分店”如是而得名，“分店头目”的头衔，强行挂到潘大逵的颈项上。
追查批判与不公正待遇
接受追查批判的潘大逵不得不作一些违心的检讨。可是，他不是那种干脆把问题全包下来，臭骂自己一通以争取“表现积极”，求得宽大处理的那种人。他知道自己是头面人物，不能把问题往下属或别人身上推。这样的“交待检查”离揭发、批判的要求很远，别人认为他避重就轻、闪闪躲躲，这些情况汇报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那儿。在一次有潘大逵在场的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省委第一书记对潘大逵说：“不要怕，你的职务多嘛，共产党的政策是包下来，是要给你保留几个职位的。”听了这话，潘大逵十分感激领导手下留情。
属省级上层人士的潘大逵被划为右派后，没有如一般的机关右派那样接受监督劳动。可是，到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年代，潘大逵也被通知参加劳动了。分派他的任务是和几个右派在一起把阴沟里的污泥掏出来，用架架车运送去农村作肥料。潘大逵，这位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归来的学者打球、游泳、跳舞等都在行，却未参加过生产劳动。突然要年近花甲的名教授干既脏且累的送肥劳动，引起社会强烈的震动。自信身体好，对劳动有认识的他和两位“战友”拉起了架架车。送肥回城时，潘大逵感到体力不支，拉中杠的杨善辅要他坐在车上拉他走。
开初，他觉得这样不利于自己思想改造，坚辞不坐车，跟着架架车步行。渐渐，确感精疲力竭、举步维艰了。在杨善辅等的力劝下，他顾不得脏、顾不得别人瞧见的“羞愧”，躺在架架车上被拉回城。
晚年，他多次向子女和身边的人讲述这些事，大概是难忘“战友”们的真切关怀而记忆尤深吧。
十年浩劫中，潘大逵的工资被扣发，一家4口人只能领到60元的生活费。妻子量入为出地安排家庭生活，从不超支、告借，其勤俭程度可想而知。
恢复名誉率先请退
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经复查，有22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潘大逵是其中之一。复查文件指出：“章罗同盟”（后称“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并不存在，在批判“章罗同盟”时提的……“分店”等组织性帽子应予取消。当年因所谓“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组织性帽子而被牵连的人员得到了改正。
潘大逵的职务恢复了，还新任了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等新职务和不少名誉头衔。恢复了职务和名誉的潘大逵反思以往，面向未来，积极建言献策，据实诤言直谏，受到党内外的尊重。在民主党派领导人中他率先请退，1988年，民盟四川省代表大会通过同意潘大逵不再担任民盟四川省委主委职务的决议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摘自《纵横》200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