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林
早在1946年1月25日，中共在陪都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就曾载文赞扬梁漱溟先生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前夕，一次茶话上的发言：“政府应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新华日报》认为，梁先生讲的是真理，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全国人民高举双手，赞同梁先生的这种表态。”
当1947年重庆发生“六一事件”时，一些民主人士、进步新闻工作者、学生、工人相继被捕，梁先生在白色恐怖中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积极进行营救。也就顺理成章，势所必然。
震惊中外的“六一事件”
1947年6月1日深夜，重庆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特，以捏造的“反对政府，煽动学潮，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对进步人士进行大搜捕，数百名无辜者身陷囹圄，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六一事件”，仅《民主报》被捕的记者、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及印刷厂工人就多达30余人。
次日清晨，民盟重庆市支部主委鲜特生（“民主之家”———“特园”的主人鲜英）紧急召集工作人员章培毅、杨复全（鲜英外孙）商讨对策，决定立即电告南京蓝家庄民盟总部，报告情况，请示应对办法。刚拨通电话，鲜特老才说一句“重庆昨夜大逮捕”……话犹未了，电话中就传出凶神恶煞的吼叫：“不许通话，不然对你不客气。”显然电话已受到特务监控，他们只得另想他法。鲜英找重庆市长张笃伦要求释放《民主报》被捕人员（鲜兼任《民主报》社长）。张笃伦说这次行动牵涉面广，是高层直接指挥的，市府无权过问。旋即，鲜英派杨复全赶赴李子坝固庐，去找他当川军师长时的老友、时任重庆警备副司令的李根固帮忙设法放人。李对来人说：“你回去告诉特生兄，警备部一切是孙元良（重庆警备司令）说了算，我这个副司令快要下台了，情况特生兄是清楚的，此次行动是长官公署萧毅肃（笔者注：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抗战胜利，代表中国政府在芷江接受过日本投降，此人是何应钦手下的“红人”，非常骄横，学潮中笔者作为记者曾与之打过交道）与孙元良干的，我实在帮不了忙，形势紧张，叫他自己珍重。”
一筹莫展之际，大家想起了辞去民盟秘书长，尚担任盟中央常委的梁漱溟先生住在北碚，他在国共和谈中斡旋，与国民党高层人士常有接触，且于国内外均属有影响的人物，加之梁先生跟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岳军）是老相识，便于谈话。鲜特老考虑到梁先生曾公开宣称不再管民盟的事，他未必肯出山，而杨复全则认为梁先生乃民盟创始人之一，也是最负责的人，当此危难之时，他不会不出来解救。经大家取得一致意见之后，6月3日杨复全被奉派前往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这时梁先生正用午膳，听完情况后，便嘱咐夫人陈树棻准备洗漱用具，马上与杨复全一道乘车赶赴“特园”。当晚，鲜、梁二老仔细分析了情况，梁先生迅即拟就一份个人书面谈话稿，嘱杨复全急送《大公报》经理王文彬，请务必于次日见报。
6月4日一早，山城人民惊喜地读到了梁漱溟先生的公开声明：“本人因连年从事国共和谈，毫无成效，现和谈已经破裂，因此辞去民盟中央秘书长职务，退出政治环境，回渝专力继续完成我的《中国文化要义》著述，不再从事政治活动。但此次重庆军警当局，却任意虚加罪名，将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社人员全部逮捕。根据政协决议及蒋委员长四项诺言，民主同盟属于合法之政党，‘民主报’的所有言论，一贯遵从民盟之政治主张，即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原则。‘民主报’全体工作人员，是在民盟中央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今竟无故而被国民党地方军警逮捕，本人为民盟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处此非常局面，本诸‘临难毋苟免’的准则，决定义无反顾的站出来，肩负起我应负的责任，向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交涉，立即释放非法逮捕之‘民主报’全体员工，早日恢复和维护他们的人身自由权利……”因此，营救工作始于被捕盟友，按梁先生的想法和作法，不论是盟员、中共地下党员和一切无辜者都应尽力营救。
6月4日上午，梁先生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找主任张群和秘书长刘寿朋，交涉释放《民主报》被捕人员。张群向梁先生解释：“‘六一’行动是最高层指示的全国性统一行动，目的在于维护地方治安秩序，肃清匪谍，防止共产党分子在后方制造暴乱的必要行动，至于被捕人员，须经治安单位审查后，如无问题定当予以释放，《民主报》人员亦不例外，我会先告之经办单位，早日审理，若无问题，早日释放，请梁先生放心。”并言明他近日要去南京开会，以后有什么事情请梁先生找刘寿朋秘书长；而且当面交代刘寿朋将今天的谈话转告萧毅肃和孙元良。此次交涉结果使鲜英非常高兴。
梁先生迅即将营救情况致函南京民盟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罗隆基与周新民。6月5日又给正在上海的黄炎培去信通报情况。
6月4日下午，《大公报》经理王文彬专程来“特园”拜访梁漱溟，详谈他所了解的大逮捕情况，特别提到各报的记者、编辑已有多人被捕，请梁先生再次会晤当局交涉时，代为帮忙呼吁一下。梁先生慨然允诺，并在第二次与刘寿朋会见时，除催促平日释放《民主报》被捕人员外，还着重提出各报被捕的记者、编辑及其他民主人士。梁先生又对萧毅肃说：“捕人太多，对政府没有什么好处。”萧表示：“政府定依法办事，经过审查若无问题，我们会放人的，但共党分子除外。”梁先生当即严正指出：“《民主报》人员我可保证不会有共产党的。”经过梁先生几天的交涉，据理力争，获得初步成功，这次《民主报》被捕同志除唐弘仁、李康、舒军、张真民、余扬明、龙圣夫、张明泛等7位主要工作人员以尚需继续审查外，其余报社职员、印刷厂工人全部获释，6月12、13日分两批由鲜英派“特园”工作人员章培毅、杨复全到中山三路重庆警司将被捕的同志们接回。第一批获释的有《民主报》校对杜凯、唐晓卿、周韦和工人赵治平等21人；第二批有侯旭初、庞洽民、吴德枢、陈永川、万作良、杜群生等6人。另外数人如报社印刷厂代厂长李扬波等已先由其亲属托人保释出狱。
重庆陷于白色恐怖的同时，成都的民主人士亦未能幸免，梁先生在重庆为营救而奔走之际，也牵挂着在蓉被捕的范朴斋（民盟中委、民盟成都市支部主委）等同志。根据范朴斋狱中日记记载：1947年6月3日“……季琼（范朴斋夫人）带来漱溟、任之电，嘱余地向邓（笔者注：指当时的四川省主席邓锡侯）洽商请释放盟员，岂知余且在捕中何由洽请。……”又6月21日日记：“新中国日报专电，李幼椿致邵力子函，已接漱溟函称予（指范朴斋本人）等无放被捕至今未释，请设法营救以重人权。此函由周谦冲交邵，邵已交岳军（即张群）云云。”
到了6月14日，重庆《大公报》刊出“本报讯：6月1日被捕之记者、学生，警备部又释放14人，本报记者张学孔、新民报记者周亚君，世界日报记者王国华、皮钧涛，民主报万作良、吴德枢、杜群生、陈永川、侯旭初、庞洽民、华侨工商学院李盛新，储材中专范慧民、丁良正、何质等。而本报记者方蒙、采访主任曾敏之仍在拘押中。”
当《民主报》已获释放的同志回到报社之后，社长鲜英和胡克林、黎又林等筹集了一笔钱，在两天之内按人发给路费和生活费，很快将他们疏散，迅速离开重庆，以防发生意外。梁先生估计没放的几个人，可能是时间会迟一点，问题不会很大，于是返回北碚。几天以后鲜英又到重庆警司询问唐弘仁、李康等7位同志何时放出时，答复是：“这几个人问题尚未审结，暂时不能释放。”
从7月份开始形势更加紧张，国民党政府的“戡乱总动员令”颁布后，重庆军警特务又再一次开始了镇压行动，《民主报》尚在押的唐弘仁、李康等7位同志，已被押往渣滓洞集中营。
营救虽然未获得完满的结果，但通过梁先生等人的多方奔走，救出了众多的革命志士，仅《民主报》就救出了绝大多数被捕员工，特别是工人中就有近10名中共地下党员。
1947年秋，成都被捕的范朴斋先生，经过梁漱溟等人多方设法营救，终于获释。此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因适应反动政府的所谓“戡乱”而改为西南绥靖公署，朱绍良任主任。
为继续营救尚囚禁于“渣滓洞”监狱的革命志士，梁先生约请已恢复自由的范朴斋先生来渝，住北温泉公园，以便协同开展营救活动。 其原因是抗战前，朱绍良任甘肃省主席时，范朴斋任省府秘书长，后作平凉行政专员，两人有过交往。由于范朴斋的特殊地位与关系，1949年金秋，范朴斋与鲜英就曾秘密计划策反重庆市长杨森和泸叙司令刘树成（刘湘之弟），活捉蒋介石，事未成。
营救资助过《挺进报》的雷子震
雷子震，重庆人，出生在一个富有之家，少时就读于山城某贵族学校，后去香港新闻学院深造，曾在胡愈之、范长江主持的国际新闻社工作，接受过进步思想的薰陶。1941年12月25日，日本侵略者强占香港，他参与护送民盟机关报———《光明报》社长梁漱溟先生安全撤回内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雷子震回到重庆与马来西亚华侨富商之女、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关爱仙女士结婚，由梁漱溟先生为其证婚。
后来，雷子震在重庆苍平街（今邹容路）三联书店工作时，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志（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生活原型），并一起秘密收听新华社广播，创办《河山报》，悄悄地在进步将领杨杰将军办的现代书局印刷出版。一次刘国志对雷子震说：“‘上级’有意在《河山报》基础上，改办《挺进报》以扩大影响，但是缺少经费……”次日，雷子震将妻子关爱仙结婚时的金银等贵重嫁妆变卖成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交给刘国志作为《挺进报》办报经费。
与雷子震经常保持联系的另一中共地下党员赵德勋由梁先生长期掩护，在北碚勉仁书院与马华滋（地下党员）等编印《挺进报》。
1948年7月14日，雷子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关押在重庆较场口附近的老街32号（属军统的“二处”），后移送渣滓洞集中营。
小说《红岩》中有渣滓洞狱中难友们，为龙光华烈士（其生活原型为新四军合川籍战士龙光章）举行追悼会的描述，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就是雷子震在狱中含泪写成的。
雷子震被捕后，梁先生亲自为之奔走进行营救，并介绍其妻关爱仙到重庆捍卫中学教英语。
在“战犯求和”背景下的1949年1月5日，梁先生致函民盟主席张澜，认为和谈首要是当局应释放政治犯。张澜有同感，趁张群往上海虹桥疗养院拜访时，张表老就当面提出释放政治犯问题。张群亲口承诺回川马上放人。经梁先生向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二处处长徐远举等力争，雷子震于2月下旬保释出狱。解放后老雷在重庆市公安局任侦察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摘帽。后任广州《羊城晚报》记者、兼任《信息时报》、《创业者》等报刊记者，现已离休。
1949年的大营救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下野文告，代总统李宗仁妄想以“和谈”挽回已去的大势，遂请民盟主席张澜（表方）出面转求于中共。张表老说：你们如果有诚意，首先就应释放“政治犯”，特别是大批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国民党方面表示可以释放民主同盟的被捕人员，并要求提供名单。
根据具体奔走营救一事的民盟中委范朴斋1949年3月21日日记：“午后六时岳军约谈。……所谈均浮泛，均已窥之有颓然之意。对释放同仁事，予未有表示，到是他先说，已决定要放。他要我开个名单给他，我只答应开前年（1947）六一成渝被捕者的名单，且以私人开给他，这是尊重狱中同人之意也。”
曾积极参与营救活动的冯克熙先生（原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回忆：“主其事者，是张表老（张澜）；具体奔走者，是范朴斋先生；积极襄赞者，是鲜特生（鲜英）、梁漱溟、潘大逵、胡克林先生。”为什么“具体奔走者”是范朴斋先生呢？这要穿插一段背景材料：30年代范朴斋由甘肃省政府秘书长调任平凉行政专员时，与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相识，二人对国是见解投契，后因“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对蒋介石进行兵谏，张学良为蒋所困，范因奔走呼号营救张学良而涉嫌，于兰州被捕，获释后困居北平。
抗战兴起，张群任蒋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起用范朴斋为行营参议，继后张群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范又被其任命为省府编译室主任，两人有较深的交往。
为提供被捕人员名单，范朴斋由沪专程来渝，与梁先生商讨。梁漱溟极力主张趁此机会，将所有受难的同志尽力争取营救出狱。不仅仅是被捕的盟员，连同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只要是知道名字的，一律要求释放。这是当时参与其事的《民主报》经理冯克熙在“特园”当面听梁先生讲的，与国民党重庆当局交涉也是照此办理的。
1949年3月下旬，梁漱溟与范朴斋为释放盟员问题已见过张群，对方又要他们正式提出名单，以便按名释放。范朴斋曾问渣滓洞出狱的雷子震知道多少被关押人的名字。雷子震说：“我入狱时规定编号，我是339号，其他人认识了解的不多。”梁先生要他把晓得名字的人尽量开列出来。于是，他写了罗克汀、余扬明、刘国志等30多个人。梁、范二公又将成都在押的政治犯杨伯恺、王伯高等共37人一并于3月26日再次将名单面交张群。28日名单到了主管渣滓洞集中营的徐远举（小说《红岩》中的杀人恶魔徐鹏飞的生活原型）手上，他就叫嚷这个名单不行，说“刘国志、蔡梦慰、程谦谋明明是共产党，怎么是民盟的呢？”徐远举对范朴斋先生说：“名单中的共产党员不能释放。”29日，梁漱溟、范朴斋再次面见张群和徐远举，梁公义正辞严的讲：“要和谈就该表现诚意，释放政治犯是和谈的前提，只要是政治犯均应一律释放。”范先生恼怒地说：“关押了多少人你们清楚，却出难题要我们开列名单，现在开了名单又节外生枝，名单是我们开的，我们负责，放人不放人，权在你们。”张群眼看情势，不便把问题搞僵，急忙答应“斟酌，斟酌。”经过不懈的斗争，终于在3月31日，田一平、罗克汀、李康、余扬明、唐弘仁（解放后任过贵州省政协副主席）、龙圣夫、孙文石、刘慕宇、张真民、张大昌、舒军、屈楚、颜士奇、王颖永、周特生、仲秋元（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唐珍润、周世楷、张明泛、蓝国农、熊鸿嘉、何舒杰等28人获释（其中共产党员8名）。 因为原交名单为37人，范朴斋问徐远举：“未释之人何时放？”答：“张群即去南京，等他回来再处理。”
1949年3月31日，李康等同志保释出狱后，大多数人立即疏散或者投亲靠友各走他方。李康和唐弘仁因为没有去处而留住“特园”，其间，李康曾经代表保释出狱的同志，前往北碚勉仁文学院，向梁漱溟先生表示感谢之意。
被释放的28位同志当中，有多人被隐避在梁先生主办的勉仁中学校办农场内，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不久又分别去了上海、香港、农村或设法投奔解放区。
1949年5月17日，特务突然闯进“特园”抓人，当时唐弘仁因事外出刚到门口就被杨复全告知赶快离去，杨即躲入邻舍，李康再次被捕关押于重庆警司罗汉寺看守所。鲜特老几经交涉无效，直到8月17日又由梁漱溟先生亲自出面保释，杨复全持梁先生亲笔信到左营街重庆警备司令部才将李康领回。
随着时局的恶化，范朴斋先生带梁漱溟给张澜的信去了上海，梁先生回到北碚，未完之事托鲜特老继续向当局交涉。不久，蒋介石到重庆作垂死之挣扎，疯狂镇压又开始，鲜英（特生）已自身难保，则去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梁先生处暂避，其他无法救出的革命志士，均于11·27大屠杀中，壮烈牺牲于“重庆中美合作”杀人“所”内的电台岚垭、松林坡、渣滓洞等处。
曾参与1949年大营救活动的同志，除张澜、梁漱溟、范朴斋、冯克熙、鲜英（特生）、胡克林之外，还有2002年7月逝世于成都的张松涛、现健在重庆的杨复全以及赵一明、鲜恒（鲜英之子）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摘自《纵横》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