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 李亨
我们的父亲李相符，一位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老共产党员。他是杰出的统一战线工作者和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者之一，又是著名的林业科学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总离不开社会革命和林业科学：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从事艰苦危险的地下革命工作和林业教育，把众多的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抗日战争爆发时，李相符在武汉大学任教授，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董必武在武汉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受董必武同志派遣，李相符利用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李世璋的关系，取得“豫南民运专员”职务，并在河南鸡公山成立了豫南民运专员办事处。他以武大教授兼平汉铁路农林总场场长的身份，利用农场为据点，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竹沟彭雪枫同志处输送来了大批干部，在豫南七、八个县内广泛组织民众支援抗日，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李相符与钱俊瑞同志一起，经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批准，建立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李范一、范文澜和李相符等五人共同组建了“豫鄂边区抗日工作委员会”，李相符担任边区政治部副主任。不久，陶铸、钱瑛等同志也来到这里。陶铸以共产党员身份，作为抗日工作委员会名誉顾问，利用各种会议介绍党的各项方针，而李相符则以非党人士面貌出现，他们相互配合共同执行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实际上共产党完全领导了豫鄂边区抗日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并在应城一带建立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为后来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9年4月董必武同意李相符前往延安。但是在到达重庆时，因长期的艰苦工作，积劳成疾，一种难以治愈的溶血性黄疸病复发，只好留在四川就医，于是延安之行只得作罢。李相符抱着“医不好的，不管它”的等闲视之的态度，抱病投身到抗日革命工作中去了，他对于推动成都地区抗日时期的爱国民主运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个时期，他培养了大批的爱国青年和林业人才。
1941年8月，李相符应聘到四川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任教授，一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离开成都。在这六年期间，他始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团结四川地方实力派和文教界进步力量的工作，在大后方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反对国民党独裁、推行民主运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不久，李相符受党的派遣，参加了这个坚持民主、团结、抗战，与中共保持合作的政治联盟。这对于进一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壮大革命力量，开辟了更广阔的渠道。
1944年11月李相符当选为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负责青年工作，并担任《青年园地》半月刊的社长。为了保持民盟正确的政治方向，与把持了民盟内部部分权力的青年党分子斗争，他动员介绍了一批青年先进分子入盟；另一方面，李相符和民盟主席张澜保持密切联系，利用国民党地方派系与蒋介石的矛盾，做刘文辉、潘文华等地方将领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为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刘文辉等人的起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早在1941年春成都各大学的进步教授、学者、爱国知识分子和地方上层人士就组成了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其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日，反对独裁，实行民主”，社长由刘文辉担任，李相符负责组织工作，马哲民负责宣传。他们先后在成渝两地出版发行了《唯民周刊》、《大学月刊》、《青年园地》、《民众时报》、《华西晚报》等刊物，有的还发行到昆明、桂林等地。这些刊物的中心工作是揭露蒋介石政权的反动独裁、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争取学术自由、团结进步青年。1945年4月11日，李相符与民盟四川省支部的负责人杨伯恺、田一民等人，联合了在成都的许多全国知名的学者、教授和文艺家等120多人，在《华西晚报》上发表了《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统治，尽快召开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普选的国民大会，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等十项政治要求，这对于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4年至1946年，李相符以教授身份领导了成都的学生运动。1944年11月，当时在成都的燕京、金陵、金女大、华西、齐鲁、中央和川大等七所大学的近20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在李相符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青年民主救亡协会（民协）。“民协”的章程规定以“团结学校青年争取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为宗旨。当时李相符的家，川大铮园3号的小阁楼教师宿舍成了“民协”和成都学生
运动的地下司令部。李相符不仅是地下指挥员，而且是站在第一线的主将，凡重大集会和游行示威，他总是亲自参加，走在前列。1944年10月底，大批警察冲入成都市立中学镇压学生，发生了流血事件。受害的女学生们到各大学吁请支援，她们声泪俱下地控诉警察特务的暴行，激起了大学生们的义愤。时值李相符等人正在筹组“民协”，在“民协”的成立大会上一致决定发动群众声援市中同学，会议决定了集中打击军统特务方超的斗争策略。李相符还通过民盟的关系，联系地方实力派管辖的武装力量，请他们制止警察制造更大的流血暴行。11月11日，几千名大中学生到省政府游行请愿，坚决要求严惩市长余中英和警察局长方超。在社会各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四川省主席张群被迫撤换了余中英和方超，斗争取得完全胜利。“市中事件”成为蒋管区民主运动高潮到来的信号，对此周恩来同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新的‘一二九’运动起来了。”
四川大学当时是国民党重点控制的学校，校内混有许多国民党特务，他们将李相符代表的许多进步教授视为大敌，反动分子策划了“先收拾李相符，再来收拾彭迪先和陶大镛”的阴谋。1946年3月12曰，特务们在川大图书馆外贴出所谓“新民主”的特大壁报，署名发行人“张烂”（影射张谰），主编“狸像狐”（影射李相符）、“逃到蓉”（影射陶大镛）、“盆地现”（影射彭迪先），并在这些谤名之旁写上一个大的红色“戒”字，以示枪决。壁报造谣李相符等三教授“拿卢布”，“讲新民主”，“主张东北自治，新疆、西藏独立”等等，极尽诬蔑谩骂之能事。壁报贴出后在全校掀起轩然大波。应三教授强烈要求，川大教务长、代校长叶麟出面查究，当日即将壁报取下。第二天特务们又在图书馆周围贴出许多标语，狂吠“新民主”壁报“被匪徒劫掠”。晚上又贴出伪造的“李相符启事”，诽谤李相符主张“苏军解放东北，应该把东北送给苏联”等等，随后又在“启事”旁贴出他们编撰的“驳斥启事”的大字报，企图挑起事端，蒙骗不明真相的学生。第三天早上，特务们挑动一批不明真相的人，在图书馆门前聚众闹事，搞现场拍照，大声叫嚣：“李相符出卖祖国”，气势汹汹地要李相符出来答话，并威胁要搜查他的住宅。面对敌人的嚣张声势，李相符没有退缩，他找到教务长叶麟，并到现场警告肇事者。在特务的围攻面前，他大声疾呼：“同学们，大家看见了，一张所谓‘李相符启事’墨迹未干，批驳这张启事的大字报就同时贴了出来，听过我讲课的同学们，只要对照一下我在黑板上写的笔迹，不就完全可以证明这张所谓启事是冒名捏造的吗？”“我对同学们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行动是支持的，是光明磊落的，是任何污蔑陷害也动摇不了的。”这铿锵有力的讲话，对敌人是无情的打击，在同学们“打倒特务！”“特务滚出川大！”的怒吼声中，国民党特务溜走了。
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和民盟总部均先后迁移南京。当时民盟内的反对派，如青年党、民社党等都被国民党收买了，为了加强共产党与民盟的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团结盟内的进步份子和争取一部分动摇份子，李相符与中共党员周新民、李文宜都转到南京民盟总部工作。在1945年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相符当选为中央委员，并由中常会增选为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到达南京后，就积极参加和指导由民盟总部直接领导的一些大学盟员及众多的学生“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示威活动。1947年10月22日李相符和周新民在民盟总部南京办事处（梅园新村，原中共代表团驻地）忽然被国民党特务包围，当时李相符正与周新民同志清理中共代表团存留的资料、书籍等物品，在这里李相符实际上被特务监禁了起来，但他不顾体力不支，不畏特务的威胁逮捕，坚定地完成整理工作。他还力让周新民先退到上海民盟总部，而他自己独自留在办事处。10月27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公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并下令取缔民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11月，利用一次机会，李相符潜行上海，转避香港，积极参加了民盟的恢复工作。1948年1月民盟总部在香港重建，李相符任组委会副主任。当时在香港的民主党派中有部分人梦想搞中间路线，李相符通过连贯同志与中共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开展了对中间路线思想的批判。1948年底，民盟总部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武汉制造假和谈舆论的阴谋，特派李相符化装潜往武汉，嘱咐当地盟员要坚守立场，勿受欺骗宣传。1949年1月李相符通过党的关系，辗转到达已经解放了的北平。随后又以民盟华中特派员身份，首先到武汉检查，清除了混入民盟的特务分子，纯洁了组织。
1949年5月李相符以民盟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名义出席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并从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起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