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澜口述   王礼民整理

我叫陈方澜，今年已是92岁，最近，盟省委要我讲述一下我早年参加民盟的事情，勾起我对早年学生时代以及加入民盟等几件事情的回忆，事情已经过去70多年，现凭着记忆讲述出来，也好增加组织对我的过去的了解。

话还是从1931年说起吧。1931年，在我国的东北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那就是日本侵略军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那时，我正在家乡河南省汲县读初中三年级。一天，刚上第一节课，老师很沉痛地告诉我们：“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的沈阳。”接着为我们讲述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沈阳的情况，我们听了都哭了。大家非常气愤，再没有心思上课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我们游行去”，随即大家冲出教室，联合了其他各班的同学拿来纸笔，写标语，还买来黑纱戴在袖子上，对死者表示悼念，纷纷走出校门，涌上街头。这时，其他各学校的学生也都走上街头。我们便加入到游行的队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东北”，“不买日货”的口号。同学们的热情非常高涨。后来，我们又组织了宣传队，又到附近的县进行宣传，反对日本的侵略，号召大家都来抵制日货。可是，时间不长，事情平静下来，学校要我们复了课，但我们宣传队仍然利用不上课的时间去进行宣传，查日货，烧日货。1931年秋天，我初中毕业，去开封投考省立第一高中，结果没有考中，便回家呆了半年时间。1932年春，我到开封私立济汴中学读高一，在这里我认识了孙绳武，于是我们几个喜欢文艺的同学便组织了一个文艺社团，取名“彳亍文艺社”意思大概就是要“慢慢的前进，不断进步”吧。我们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动流”的文艺刊物，自己出钱，由印刷厂铅印，每期几十份，同学们看了都很喜欢。正是从那时，我和孙绳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解放后，孙绳武一直从事文艺出版工作，并且成了名家，而我一生对编写刊物有浓厚的兴趣，不能不说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1932年暑夏，我再次报考省立高中，即当时的省立第一高中，被录取。

1933年春，经人介绍让我接办“豫北日报”一个名为“青烟”的文艺副刊。同年，一个叫尹光荣的同学也考到这所学校，他很有才华，于是，我邀请他合办“青烟”副刊，他答应了。是年暑假，学校举办高中学生集训，由于政治信仰不同，常为一些问题而争论，不久便分了手，刊物也不办了。后来，国民党在大陆失败，退居台湾，他也去了，并且成了一名作家，改革开放后多次到大陆讲学。然而，我们却始终再未谋面。不知如今他对当初的信念该有怎样的想法。

1935年，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那时我正在河南安阳读高三。我一个在北平大学读书的朋友参加了这次爱国游行活动后，连夜给我写了一封情绪激昂的长信，告诉我当时的情况。读了他的信，我深受感染，当晚到各班晚自习课上去宣读。我们决定推举代表联络安阳各校同学积极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组织游行。12月24日，我们举行了安阳市数千人的学生游行活动，有中学生，也有小学生，在安阳市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游行结束后，各校代表开会，决定成立安阳市学生联合会，大家共同推举我为联合会主席。会上，我们决定全市罢课，到城乡各地开展宣传活动。刚一开始，学校和政府教育部门对我们的活动还很支持，可随后就改变了做法，不仅不再支持，还突然宣布提前放假，连学期考试也取消了。后来才知道，政府和学校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安排的，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结果。这样一来，同学们只好回家，我们的城乡宣传计划被迫停止了。

1936年，我高中毕业去北平考大学，本计划报考北平大学化学系和师范大学文学系，可到北平时，正逢救亡运动高潮，于是，便改变了主意，决定改考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同时又兼考北京师大，因为法商学院有几位进步教师很出名，如：李达，许德珩等。初试结果，两个学校榜上都有我的名字，复试时，两校冲突，我放弃了师大，去考北平大学，经济系报名近千人，取40名，24人取1人，我居然考取。李达是系主任，教经济学；陈豹隐是政治系主任，教政治学，许德珩教社会学，他们全讲马克思理论。当时，学校救亡运动气氛很浓，到处是救亡歌声。此时，北京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学校同学中“民先”队员很多，经王致增介绍，我也参加了“民先”组织。不久，“民先”开始组织为绥远抗日将士募集寒衣，随后又在香山举行大集会。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进步文艺工作者崔嵬和张瑞芳合演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2月12日，这天北平学生又一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可恰恰在这一天，在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的“双十二”“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大家欢呼雀跃，高兴异常，不少同学甚至希望杀掉蒋介石。有的同学请教李达老师，事情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李说，估计会和平解决，因为杀掉蒋介石对全国的抗战不利。后来的情况果然正如李达先生所讲的，蒋介石答应抗战，张学良陪同将其送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于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蒋回南京后，北平一部分拥蒋的学生放鞭炮庆贺，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学联（有别于12.9运动时成立的学联）。1937年“五四运动”纪念日，新学联在师范大学开会，旧学联的同学为了争取统一战线，主动去参加会议，而新学联却在两个反动教授（即陶希圣和杨立奎）支持下，在会场周围预先埋伏了大批学生打手，待会议刚刚开完，他们便一拥而出大打出手，造成多名学生受伤，制造了又一起“新五四事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很乱，我们汲县的几个在北平读书的同学回到故乡，但我们始终也没有停止爱国救亡活动。我们在汲县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从开封回到家乡的几个女同学也成立了汲县妇女救国团，和我们一起开展救亡运动。后来，北平大学，北师大以及北洋公学院在西安成立临时大学，但不久（1938年初）胡宗南便将临时大学赶到陕南，并改为“西北联合大学”，原来他们怕学生与延安共产党方面发生联系。再后来，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将该校拆散，分别为师范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等。1940年西北联大改名后（改为西北大学），我到校复学，上大二，当时，我参加了学校进步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成立的一个叫“读书会”的进步组织，中共地下党陕西省委计划组织我们于1941年赴延安解放区，可是，后来没能成行，1942年，国民党搞白色恐怖，要参加这个组织的学生登记，脱离中共，因我不是党员，拒绝了登记，1943年，我从该校毕业了。

1943年，我从西北大学毕业来到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此前，原高中同学孙绳武已在这里工作，通过他，我认识了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处的处长杨寿标，此人不仅是一名政府官员，还是一个学者、教授。我将毕业时所写的“租税负担转嫁论”论文由孙绳武转交给他，他很赏识，很快就通知我到统计处上班，做金融统计工作。到重庆后，我认识了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广西大学的一些新朋友，同时也有幸认识了育才学校的陶行知先生和方与严先生。1944年，育才学校办了一个职业青年夜校，一位要好的同学邀我去教经济学，并且参加了他们组织的“生活教育社”。是年暑假后，西北大学的校友马遵德（女）、鲁宗海也到财政部工作，我们一些年轻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政府，表示不满，于是共同商量办了一个刊物，取名“现实”，一开始是油印，大家写稿，马遵德、鲁宗海和我刻钢板，趁星期日，我到统计处借油机印刷并套红封面，还配有木刻，很像样子，每期印七八十份，除分送朋友外，还送新华日报和民盟。1945年，我们将刊物改为铅印，我和鲁宗海到中央大学请杨慧修教授（曾在西大任教，名作家）作发行人，地址：管家巷20号，就是育才学校校址，并报送登记，居然被批准。征稿编稿主要由鲁宗海、马遵德负责，我负责对外联络，费用大都是朋友支援的。当时统计处办公室和财政部宿舍在王园山上（今枇杷公园），我与鲁宗海住山上，马遵德住山下，当时孙绳武在中苏文化协会工作，离我们的住处很近，经常见面。我们的刊物版面如现在的《参政消息》，每期印3-4百份，主要是发送给同学，朋友，有时也到街上去卖。不想这个小小的刊物竟成为我加入民盟的牵手。

我们的刊物不知怎的引起了中共南方局负责青年工作的刘光同志的注意。一天，育才学校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刘光同志想约我了解一下《现实》的办刊情况。我如约而至，谈了情况，刘光同志对我们的做法很支持。但由于刘的周围特务很多，不能经常见面，他就叫《新华日报》社记者周力行同志与我们联系。他常来我的住处，我们很谈得来，我很想参加共产党，可“皖南事变”后，中共在重庆暂不发展，此事便被耽搁了，后来，周叫我写一份自传给他，说以后再联系，再后来我便加入了民盟。

1945年10月，民盟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时任民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罗子为约我参加民盟，我去征求周力行同志的意见，周表示同意，并说参加民盟后对工作会更有利，于是，我便加入了民盟，在沈衡老（钧儒）领导的青年委员会活动。朱蕴山、罗子为便做了我的入盟介绍人。和罗子为的相识是通过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债司的樊光介绍的，樊是民盟成员。和朱蕴山则是一个安徽朋友的家中相识的。

1946年1月10日，旧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罗子为安排我在民盟代表团做些工作，罗有旁听证，有一天，我便有机会前去旁听了一次。会议在国民政府礼堂召开，民盟代表团成员先在一起进行了集合，然后一同进入会场。记得国民党代表团安排在主席台正面，民盟代表团安排在主席台对面的座席，共产党的代表团在主席台的左边，各社会贤达及青年党的成员在右侧。在讨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问题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意见不一致。蒋介石主张先要军队国家化，然后再政治民主化；而共产党则同蒋的意见相反，要先政治民主化，而后军队国家化。会议争论的很激烈。当时，中共代表团常常与民盟秘密协商，保持观点一致。会议开了10天，在某种意议上说，由于中共与民盟的合作，会议取得成功，大家都为此感到高兴。可不久就发生了较场口等一系列事件。

旧政协会议不久，我被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处派到江苏省直接税局任统计主任（当时省政府在镇江）。这期间，我经常到上海。记得有一次，一位朋友告诉我，沈钧儒在上海青年会（教会）和上海市民见面并发表演讲。我闻听后急忙前去。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沈衡老。虽说加入民盟后，在他领导的青年委员会参加组织活动，但此前我还从没和他见过面。会上，沈衡老讲当前的形势，从重庆讲到上海，从旧政协会议讲到“较场口事件”，在场的人都听得很认真，很仔细，我更是心情激愤。以前我虽然也知道一些情况，但不了解内幕，听沈老一讲，我明白了国民党的独裁和阴谋。这个会上，民盟总部《民主》报的一位记者也参加了，我俩在重庆认识，沈老听说我们俩是民盟的很是高兴，会后，沈老还邀请我俩去他家，并把他家的地址告诉了我们。有一天，我们去了，他住的是公寓，房子较小，在他家，他又给我们谈了当时的形势，鼓励我们多为民盟做些工作。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财政部也一同迁回。1947年，我又被调回财政部统计处，负责编财政统计通讯，兼管财政部图书馆。在图书馆，我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当时财政部两个民盟的同事常来我这里，我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当时的形势和时局。1948年冬至1949年初，淮海战役正殷，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难免覆灭下场。有一天，我们商量，要成立一个组织，迎接南京解放。我说，干脆就叫（Members of DemoHacy）简称MD，即“民主小组”的意思。我们定期开会，商讨地下革命工作的开展。

1949年新华社《新年献词》，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指导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文献。MD成员共同商定，大家每人出一块银元，购买油印机、腊纸和印刷用纸，秘密刻写印刷100多份，分寄南京各大、中学校、机关、报社、工厂、商店，以扩大革命形势的影响和宣传，命名地下《人民报》。

1949年元月，南京即将兵临城下，来自北方的大炮不断轰鸣。南京物价一日数涨，千年古都，人心惶惶。当时，MD成员有国民党中央机关、团体、报社、学校和外国驻华使馆约十多位同志，大家积极策划，多方联系，以期配合人民军队加速蒋家王朝的覆灭。在元月16日下午，MD发起召开粮食部全体公务员工大会，把所了解到的上述绝密情报公开告诉大家，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大家一致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同时，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坚持斗争，在大会上，由各署、司、处分别推举一名代表，组织成立“粮食部公务员工联谊会”，领导斗争的继续进行。当天晚上，粮食部的特务头子王思诚，曾特地找联谊会各署、司、处的代表，进行威胁利诱，企图扑灭这一次斗争的烈火，但由于事关每一个公务员的切身利益，眼见蒋家王朝就要“树倒猢狲散”，除开个别代表畏缩退出外，绝大多数代表，仍然坚持斗争，扩大串联活动，使许多机关、团体、报社、学校，都陆续团结起来，组织公务员工联谊会，积极开展斗争。

在紧张的连夜串连活动中，我们了解到：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政务委员会订于元月19日上午8时在萨家湾行政院举行会议，讨论北平和谈和南逃广州的部署。这是扩大群众斗争的又一个大好机会，于是我们就连夜通知“粮食部公务员工联谊会”的代表。並和紧邻的行政院、交通部的联系人员联系，积极开展组织鼓励活动工作。第二天一早，大家都向碧瓦重檐的行政院大楼，进行集体请愿。

会议开始举行以后，粮食部全体、交通部大部、行政院和后来赶到的水利部一部分公务员工，共近1000人，把行政院大楼包围的水泄不通，大楼的一、二层，完全被请愿的群众所占据，只有行政院政务委员会会议所在的三楼，被宪兵们荷枪实弹，严密把守，任何人不准上去。为了防止意外，我们指派专人把守住行政院围墙的前门和后门，还安排粮食部的汽车司机和工友，控制了院长、部长、委员们的小汽车，使这一批官员们欲逃无路。直到下午5点多钟，他们才被迫答应在21日下午进行答复，大家方才罢休。大家约定于21日下午2时在萨家湾粮食部集合，集体到行政院听候答复，如果没有结果，就在元月22日上午，动员南京6万公务员工，举行示威游行，向国民政府进行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行政院政务委员会在元月20日上午9时举行会议，作出下列决议：“政府为遵从全国人民的愿望，谋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先行无条件停战，並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议”。并且决定，在发给3个月的疏散费以外，每一位公务员工增发还乡旅费金园券10000元，并动员所有的车船交通工具，预发给疏散证明书和车、船票，限定还乡的公务员工，一律在元月21日离开南京。

1949年4月23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进据南京，我们立即和他们取得上联系，与部队配合，一举破获了潜伏特务160多人，各种枪300多支，汽车5部，及时防止了一次大破坏，保障了当时南京的社会安全。

4月28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以后，当时一道搞地下工作的10多位MD成员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共同商定一个“关于处理南京公务员工问题的意见”，整理为五点意见。我们的这个建设性的意见提出以后，得到陈同生同志的赞许和基本采纳，在南京解放以后，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受了我们上述的一些合理化建议，把留在南京的这一批公务员全部包了下来，分别安排了工作，或者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军政大学”、“进军西南工作团”去学习，然后分批安排工作，或者参加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使人各得其所，获得为人民服务的良好机会。

南京解放后，我先是在军管会财政部工作，随后到南京税务局，后又到南京市财政局工作。后来，国家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到上海开会，路过南京，选一批干部去北京人行总行工作，我被选上，到计划司工作，一去就任研究员，接着又到财经委，主要是搞全国7大城市的物价、货币情况，制成统计表格，交财经委，陈云同志每天早上上班首先要看这些统计报表。在此期间，我还参与了接收东北银行，了解东北币兑换人民币之事。可到了1957年，我在人民银行工作时，便被错划为右派，在山东德州劳动了一年，便下放到了青海。1959年摘取“右派”帽子，1979 年被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