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麦初
我认识吴晗是在1944—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西南联大。我们都是民主青年同盟的成员，简称“民青”。他负责民盟并领导民青（进步的学生）工作。我当时是负责青年学生的医药救济工作。真正长时间和吴晗相处，是1949年3月在北平我参加了民盟以后，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直至“文革”。
1949年初，北平解放前夕，统战部为了帮助各民主党派恢复和发展组织，推荐了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民青成员加入各民主党派作为进步骨干，我和老伴郑怀之就在那时参加民盟，等待北平解放。
北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也恢复了活动，民盟市委就直接在吴晗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可以说我的青年、中年，以后到老年都是在民盟度过的。“文革”前，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吴晗接触较多，他领导民盟时期的一些往事，感受很深，愿在此谈谈。
吴晗原本就是一个驰名的历史学家，明史奇葩，他造诣很深。很早就担任清华、云大等高校的教学工作。解放前参加民主运动，解放后，中共市委领导彭真、刘仁等同志希望他出来做民主党派工作，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等职。他本意愿意从事教学工作，但他听从了党的旨意，服从调动。
当时，他的挂职有十多个：北京市副市长、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哲学科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会会长……等等。他还是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也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他对工作一丝不苟，人称他为：“不知疲倦的社会活动家。”这是当之无愧的。
吴晗领导民盟的工作十分出色，有独到的领导艺术。
他认为：要做好民盟的工作有三个关键∶一是接受党的领导，接受同级和上级党的领导。二是认真抓好基层组织的工作，上情下传，下情上达，工作就不会落空。三是是广泛联系群众，不但联系盟员群众，还要通过盟员联系他们所联系的群众。
吴晗还提出三“以”方针：一是以政治思想为领导，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以工作岗位为基地，盟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三是以业务实践为基础，盟员要搞好他的本职工作，搞好他的专业就是他的实践基础。他认为：政治和业务是辩证的统一，政治指导业务，业务体现政治，在高等院校老师要教好书，研究好专业，这本身就是为社会主义作贡献。他说：不结合业务的政治是空头政治，莫做空头政治家。因此，他的学术研究都是务实的。如开发了“十三陵”中的“定陵”，支持办天文馆，建立陶然亭公园，普及历史科学知识。影响极大的还有主编两套历书小丛书：一是《中国历史小丛书》，一是《外国历史小丛书》。
最突出的是他强调接受党的领导，毫不含糊，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接受党的领导。他还强调要接受同级党的领导，如民盟北京市委要接受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又如民盟清华大学支部、北京大学支部，要接受清华、北大党委会的领导。这些话从不离口，成了他的口头禅。他是这么说的，民盟市委也是这么做的。
民盟市委当时有吴晗这位领导，各项工作形式多样，“请进来，走出去”。举办学术讲座，他带头讲第一讲：《论历史人物》。他还常常到各知名教授如潘光旦、费孝通、贺麟、王瑶、吴组缃等人的家里串门，和他们促膝谈心，邀请他们到吴晗家座谈、喝茶。这些人成为吴晗家的座上客。
从民盟各支部到市委会的建立、发展、成长，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当我翻开民盟历年的会议记录，看到吴晗参加各种会议的亲笔签名。如主委碰头会、常委会、联合办公会、各种报告会、谈心会、座谈会等等，只要他在北京，都尽量亲自来主持。当时的联合办公会，每星期一次，常委会每两周一次，加上其他一些会议，平均每星期要到民盟活动三次以上。在民盟大会上的讲话，他从不要别人为他起草，总是亲自写稿。在他领导民盟的工作时，真正做到了寸步不离党的领导。
民盟市委有一位副主委高度评价吴晗说：“他常常考虑知识分子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开展工作。那时的政治空气浓郁，盟员心情舒畅，真是民盟工作的鼎盛时期。”
在民盟工作中，吴晗积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深信党领导的双百方针，同党的文艺、学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以及党在科学文化领域其它重要方针一起，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繁荣进步的根本保证。他以身作则，消除顾虑，带头写文章，以活跃学术空气，见人就说“我已写了几十万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周围的同志们。他还举办学术讲座，自己带头讲第一讲。吴哈主张争鸣的方法要灵活多样，强调同行不要隔行谈心，可以三三两两，也可以几个人交谈，鼓励盟员参加社会上的争鸣，并提出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他忘不了北大、清华、师大、人大、师范学校的一些老朋友和老同学，常常和他们促膝谈心，或约他们座谈。他带头敞开思想，相互启发，畅所欲言。他主张民主党派要多做这方面的工作，真正做到了广交朋友，肝胆相照。
在纪念吴晗诞辰百年之际，仅以此文深切怀念在吴晗领导下工作过的难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