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通 华
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研究是紧密围绕着中国重大实际问题的。他不搞脱离实际的“书斋研究”。他研究的重中之重，是研究农民致富，志在富民。这项研究，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拍手叫好，也获得了基层干部的热烈欢迎，还得到了各地党政部门的真诚支持，因而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在上世纪80年代，费先生的研究对世人起着振聋发聩作用的，我认为，一个是他在江苏提出了“苏南模式”和发展小城镇，在全国引起轰动。当年到江苏来考察乡镇工业和小城镇的人们不绝于途。另一个是在浙江提出了“温州模式”，在计划经济还属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他肯定“小商品、大市场”，并强调“评价它们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一鲜明观点，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界是绝对领先的。
理论的力量和观念的前瞻性，不在于标新立异或搬弄多少洋教条，而在于产生这种观念的过程，是否同中国人群的最大多数——农民利益也是国家利益——密切相联。
早春天气的温州行
1984年和1985年这两年，费孝通先生的调研重点在江苏。我作为中共江苏省委与费先生之间的联系人，陪同他先后作了吴江调查、苏南调查（行程1700公里）、苏中调查（行程1400公里）、苏北调查（行程1500公里），因而他对江苏农村情况已经了然于胸。他认为，江苏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以发展工业为主，集体经济为主，参与市场调节为主，由县、乡政府直接领导为主，即“苏南模式”。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苏南模式”直接冲击了“计划经济”的框框，农村办工业，工业反哺农业；农民跑市场，城乡联结，打通了城乡之间的封闭状态；农民增加了收入，农村一片兴旺景象，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决策产生了正面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听说浙江温州的农民办起了家庭工厂，办起了纽扣市场等等的小商品市场，办得很红火，但也引起议论纷纷，甚至说是“资本主义泛滥”，因而办的人提心吊胆，持观望态度的决策者们举棋不定。费先生也听说了，大感兴趣，在1986年1月6日给我的一封信里说：
“我打算在春节后，全国政协开会前（当时费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去温州看一看乡镇工业的温州模式，将以全国政协视察组名义去，人数不多，大约四五人。涵先（指罗涵先先生*）有意约你同行。我们定了日期预先告诉你，我们可在杭州会师，一同去……温州模式就是以个体户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小型企业，问题和苏南模式不同。观察一下对苏北乡镇工业的发展有借鉴之用。这是约你同行之意。你看如何？”
果然，两周以后，罗涵先先生给我来了一封长信，信里说：
“好久不见了 关于小城镇和乡镇经济问题的研究，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时期。因为实践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要求理论工作者探索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体家庭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方向问题。看来，不让它发展是不可能的，老‘生产合作’的路未必能够刺激经济发展，人们渴望找到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既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又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势头的东西。……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所有制结构正在进行大调整、大变动，因此我们这次温州调查可能是一次很重要的调查，希望能发掘出一些新问题、新观点来。
“费公希望您能参加 如可行的话，请再带一人，于2 月21 日（星期五）到达杭州，我们将于这天中午到达杭州。现已由（全国政协）办公厅向浙江省委政研室联系，联系时将说明邀请江苏省委政研室加以配合。”
罗涵先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尤长于宏观经济研究，1984年和1985年作为民盟领导人之一和费先生的研究合作者，参与了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江苏的几次调查，说话直率，观点鲜明，给我很好的印象。这次温州之行，他又扮演了策划人之一的角色。
乍暖还寒的四县五镇调查
这里我用“乍暖还寒”，既有自然气候的感觉，也有经济气候的感觉。我们一行的温州调查，是从2月27日到3月6日，走了浙南4个县、5个镇，历时9天，行程1500公里。早春二月，山里的农村集镇，竟仍然结冻挂冰。同苏南接待贵宾的条件显然不同：没有高档接待室，当然没有暖气设备，一切听其自然。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我虽然穿着呢大衣，可鼻涕不由自主地挂了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可是，那年已经76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安之若素，把一件短皮大衣的领子竖起，双手拢进袖管，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抽手做着记录。
从经济气候来说，“计划经济”的笼子还在管着各个方面，“苏南模式”的乡办工业、村办工业还不时听到冷言冷语，遇到种种实际阻挠，温州地区出现的“家庭工业”似乎更容易听到非议。我们在杭州听介绍时，省里有关权威部门是以客观的姿态作客观的介绍，并说明现在“对温州的现象是有很多不同看法的”，说实话，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的身份尤有特殊之处。我当时是中共江苏省委政研室主任，是从“苏南模式”的发源地过来的客人。东道主难免有人纳闷，不知道我参加这个调查组是什么意思，因此，在第一天抵达温州地区的见面和宴请，我被礼貌地拦在另一个房间内用餐，同费先生分开了。调查结束以后回到杭州，我也没参加费老在浙江省领导机关见面的最后交流，我提前一天到返回江苏了。但调查的九天时间里，我一直同费先生在一起，同样的听介绍、开座谈会、看小商品市场、看小城镇，朝夕相处，交换看法，还有一二首诗唱和。
我们在温州所看到和听到的，一言以蔽之：新！新事物多多！新问题多多！
在温州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在生产领域发展了家庭工业，在流通领域开辟了专业市场。家庭工业容纳了千千万万的劳动力，解决了人多地少的政府不可能解决的难题。专业市场开辟了小商品的出路，搞活了商品流通，解决了“计划经济”难以解决的难题。后来费先生写了一篇《小商品、大市场》的大文章，在《瞭望》杂志连续刊出，在全国影响很大。
在温州看到的新问题很多。这不是坏事，是好事，它引起政府重视，促进政策上的调整；它引起专家注意，要探究其存在的必然性和趋势。
从劳务方面来说，我们看到了雇工大户。当时这些雇主大多心神不安。有的勇敢者直接来住地找费先生请教，问“政策会不会变？将来会不会来整我们？”
从个人收入分配方面来看，温州已经出现的情况是：个人收入，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城市不如农村，城里人不如乡下人。
在温州地区我们看到，农业相对更加落后，尤其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诸如税收、金融、财政、劳务管理、收入分配、运输政策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既相当之多又相当之深刻。研究这些新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既是温州发展经济的自身需要，也是国家完善政策、改革开放的大局需要。
费孝通先生看温州，用的是比较的方法，寻求农民贫困的不同条件和农民脱贫的不同形式。他用苏南农民和浙南农民相比较，他说：“同样人多地少，也同样由贫变富，为什么人们对苏南肯定的较多，而对温州的看法却有较大分歧呢？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去探求它们的不同之处。”
从温州回杭州的路上，夜宿国清寺旁边的天台宾馆，费先生问我：“对温州模式应如何评价？”其实，一路行来，我们随时都在交换看法，观点是一致的。费先生还是要再问我一次。我说：“应该肯定。以中国之大，情况千差万别，苏南模式不可能包打天下。”这次夜谈，更表明了费老与我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温州的天台宾馆建在雁荡山中，群山环抱，壮丽之极。当夜幕降临时，从窗户远望，可以看到山上有两尊似乎一男一女的石像相拥而立，难舍难分。因而那一天费先生与我唱和的一首诗中，有这样四句：“烟幕轻笼灵山巅，双峰紧偎正相恋。妪童偷窥心情异，一任众口说万千”。这大概就是当时这位人类学、社会学大家的心情。
通过实地调查，费先生对“温州模式”作了充分肯定，他说：“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或群众创造的其他模式，评价它们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中上都是古来所无的。惟其如此，方显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色；惟其如此，才需要我们对伴随这些新事物一同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科学的认识。”
有情应怜书生去
费孝通先生提出“苏南模式”也好，提出“温州模式”也好，都不是随心所欲、脱口而出、草率言之的，而是从长期调查研究、充分积累之后的成熟之见。据我所知，他在江苏调查研究之后撰写的文章，每次都认真听取基层干部（村长、乡镇企业干部等）的意见，也认真听取省市县干部的意见。他把这些人看作朋友，是交换意见的对手，是平等的，从善如流，从来不是居高临下做做样子而已。
当然，作为一位大社会学家，他的调查研究是有一套基本功和科学方法的。他每出大文章，絮絮道来，每每有新意。在大问题上有新意，是一种敏感，也是一种智慧。76岁高龄的费先生的这种敏感，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敏感，不如说是“志在富民”的一种责任感。他要为农民的创造性呼吁，使之成为生产力；他对当时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每件新生事物都感兴趣，都想到实地去看一看。1985年、1986年在江苏调查研究时，听到家乡吴江县的农民养兔子、种蘑菇发了财，就兴趣盎然地跑去看；听到有的农民因对跑运输感兴趣而想买汽车时，老先生也感兴趣，连连给我写信，要我设法给南京汽车制造厂沟通此事，后来还亲自跑到厂里去开调查会，拜访党委书记和厂长，同他们交换意见，也同他们交朋友。这些，常使我感动不已，觉得无论如何，工作再忙、再难，我也应该配合费先生的研究，否则，有天地不容之感。
温州调查使费先生感到大有收获，对写出的大文章《温州行》也颇感满意。这从他1986年3月18日早晨写来的一封信中，可以感觉到这种喜悦之情：
“杭州一别，匆匆已有旬日。在杭州还是讲了两个半小时，讲《小商品大市场》反应热烈。次日又向（浙江）省委汇报。讲稿将由浙江方面整理、发表。我正在想写一篇《温州行》。
离杭那天，来了诗兴，写了两首，另纸写出奉上。 室内君子兰是日盛放，有知己之感。”
费先生用另纸写来的两首七言诗全文如下：
嫩绿方抹湖边柳，淡妆未见西子瘦。
云掩桥头苏小墓，廿年莺语失轻舟。
瓯海驰骋千里还，天台雁荡送我归。
有情应怜书生志，临别花开君子兰。
——丙寅早春三月偕通华同志作温州行，过杭州将返得待
费先生对温州模式是很看好的。他亲口不止一次地对我述说过50年前（指1937年）在法国他兄长那里休假时同温州人的一次邂逅。费先生说：1937年的夏天，他从伦敦到柏林与他哥哥（费振东先生）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他的房门，他开门一看，是一位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异国遇乡人，自然是互感亲近，可是方言不同，话语不通。只见此人有礼貌地鞠了一躬，然后打开手提箱，一看里面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货，原来是上门售货的。此人走后，费振东先生告诉他：在柏林、巴黎等欧洲大陆的许多城市，这样的生意人数以万计，大多来自浙江温州、青田一带。起初他们背着青田石飘洋过海靠石刻手艺谋生。石头用完了就转而做各种小买卖，经商赚钱，养家糊口，置田起屋。费先生对这一情景屡述不厌。他说：这就是历史传统和商品意识。于此细微之事能够见到“历史传统和商品意识”，于历史尘封中洗印出新的光彩，这就是大学问家的高明之处。
如今，温州崛起了，扬名四海了，真令人高兴。崛起的不只是温州的经济，更耀眼的是一种温州精神。在物质财富的背后，是更为深厚的精神财富——温州精神，这代表着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一个方面。如今，在什么地方见不到温州人？在全世界任何一个旅游景点见不到温州人经营的商业网点？费孝通先生生前对温州精神就深为赞许，我相信，身后也一定为此含笑于另一个世界。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以95岁高龄逝世了。我在费先生家里向他的遗像鞠躬时，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器，一洒追念之情。5月22日收到费先生的女儿费宗惠女士寄来的感谢卡片，上面印着老先生从温州归来、夜宿杭州写的诗中的四句：瓯海驰骋千里还，天台雁荡送我归。有情应怜书生去，临别花开君子兰。
这里，第三句中的“志”已改为“去”。我欣赏这一字之改，更为贴切，更有情味。老先生走了，“老来依然一书生”（费先生诗中的一句）的书生走了，我们永远怀念着他。
*见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第288页，宁夏出版社1991年（以下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罗涵先先生，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见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第2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