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入世以来，中国年均出口增长快于进口增长，每年顺差约1500亿美元。虽然外贸效益有限，但引起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产业威胁”，对中国产品的防范和限制更是“连锁”而起。反倾销、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壁垒、反补贴、反垄断、特保、合同陷阱等类型的国际争端加速增长，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我们“吃国际官司”的高潮即将到来。
探讨并进而解决当前的外贸不平衡，首先应具有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新思维。
1．外贸依存度只是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局部反映，应有平常心态。外贸依存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一国经济中贸易的地位、重要性或依赖程度，但不是全部的反映。当今世界，没有一国因外贸依存度变化而改变本国经济政策。中国当前反映在货物进出口上的“外贸依存度”，在计算公式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参数却有一定“泡沫”或“水分”。中国现行的外贸依存度数字目前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对国际市场“依赖”的实际情况。
2．贸易发展“不平衡”情况属于正常的现象。世界经济过去、现在一直呈“不平衡”状态发展；各国经济过去、现在也从来没有真正“平衡”过；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在其经济腾飞和国家崛起阶段，也都出现过严重的“不平衡”；当今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经济未来的发展仍然会是在“不平衡”中曲折发展。
3．认真总结国际收支和顺差的原因。近年来，由于对出口持续大幅增长的趋势判断不准，由于未认识到我国外贸“大出大进”、“双超高”增长是经济发展进入到特定阶段不可逾越的过程，也由于根深蒂固的“进口有害论”传统观念的影响，因此，尽管顺差年年扩大，但我们的宏观政策对进口的“抑制”实际上仍未真正改变。要解决外贸顺差持续过大问题，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导致顺差持续过大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们主观认定：外贸出口增长方式粗放、出口规模过大是造成巨额顺差的唯一原因。种种数据已经证明，近年来我国的出口增长实际上是健康和有益的增长，抑制出口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我们难以承受的。因此，我们不得不从进口来寻求问题的原因和答案。
建议：
1．进一步调整产业政策、减少企业走出去的壁垒。
抓住机遇，进一步方便企业海外投资。尤其要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扶持金融产业走出去，为生产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服务、扩大招商渠道和融资渠道，鼓励企业参与国际并购和海外上市。提高服务贸易依存度，积极扩张有竞争实力的工程承包、商业分销、旅游、劳务和农业医疗业的海外产业。
2．调整税收(包括关税)政策。
历史经验证明，分别在出口环节和进口环节对相关税收政策(包括关税)加以适度调整，对抑制不必要的出口和刺激进口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解决贸易顺差规模过大主要应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但对确属“两高一资”和出口卖价过低并且可能引发贸易摩擦的商品，应适当采取下调出口退税率甚至取消出口退税的措施。进口环节方面，对一般贸易进口的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增值税、消费税)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更加大胆的减、免税措施。例如：加速国家鼓励发展产业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对与技术改造相关的技术、设备的进口，给予减免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优惠；大力发展服务业，与发展服务产业相关的办公用品、技术与设备的进口，给予税收减免政策；产业政策中适当体现地区政策，对于西部地区重点鼓励发展产业，特别是外商投资和内资企业技术改造所需投资设备与自用办公用品，给予进口税收的减免优惠。
3．采取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外汇化整为零，散藏民间。
一方面，鉴于目前居民的储蓄率仍居高不下，为鼓励扩大消费和抑制“热钱”的流入，存款利率不仅不宜提升，而且应继续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另一方面，将贷款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继续维持在相对高位上，但对符合产业导向和进口导向的贷款，则给予一定的政策性倾斜。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买美国债券抛出受限，国企并购海外企业受限，购买黄金白银也受限。出路之一在于逐渐放松外汇管制，由企业按市场经济供求发挥效益，重点交给股份制企业并购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能源行业企业。
4．调整外汇价格管理政策。
汇率的调整，本币名义汇价的升值，无疑是缩小贸易顺差最可能立竿见影的措施。建议更大程度地放松外汇管理，用“调供求”的办法，使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实现更大程度的浮动，使人民币的汇价更加接近实际汇率水平。第一，全面放宽各种进口用汇管理，采取进口用汇自动登记制；第二，取消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汇出审批管理，真正鼓励企业“走出去”；第三，全面放松对资本项目下的外汇支出管理，如放宽企业与个人进入境外资本市场的管理。
5．调整分配政策。
外贸顺差持续扩大，从根源上说，是与内需不足、特别是国内消费持续不振有极大关系。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验看，扩大内需对贸易平衡的影响，远远大于汇率调整的作用。而要扩大消费需求，最有效的办法是调整分配政策，较大幅度地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样既有利于扩大消费、刺激进口，又可使一部分过低的出口成本因此得到控制，一定程度上避免出口低价倾销。
6．采取更加有力的财政支出政策。
在扩大进口上，以我国目前的体制状况，仅靠市场力量是不够的，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与其保持大量低效益的外汇贮备，不如通过增发一些国债，以国家行为在国际市场上扩大政府采购，用于国家急需的公共开支。此外，还可考虑在中央财政支持下，建立政策性“进口信贷”和进口信用保险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