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辟了道路。在改革经历了20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改革的历程时，不能不感到我们所选择的改革方式是非常正确的。

要知道，计划经济体制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所组成，例如计划的企业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等。它们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企业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分艰难。假定改革方式选错了，比如说，选择某些国外经济学家所推荐的“休克疗法”，即全面放开价格的改革方式，中国经济只可能陷入混乱状态而不会有目前的成就。

中国所选择的改革方式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再转入城市改革，而在城市改革中，以企业改革为主线，同时进行经济方面的一系列配套改革，逐步取得胜利。价格的放开是渐进的，价格改革不是改革的突破口，但改革的最终成果必定是自由市场市价。实践证明了这种改革方式的正确性。

农村的改革使家庭承包制确立下来，到80年代初，农村面貌大变，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农民向市场提供的农产品增多了，市场商品日益丰富。这一切全依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的正确。正是由于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就，所以从l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起，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

在城市改革中，假定不以企业改革为主线，改革不仅不可能真正有所进展，而且更可能使物价连续上涨不已，最终导致改革的停顿、流产。这是因为，企业改革的核心是界定产权，政企分开。各种配套改革都同产权改革有关。要让投资主体承担投资风险，而不进行产权改革，投资主体怎么可能承担投资风险，怎么可能同市场经济相适应？再如，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是把专业银行改革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这同样是一个产权改革问题。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是以界定产权、明确产权为前提的。要使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金融企业，必须使商业银行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这不是产权改革是什么?最后，以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来说，要建立企业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企业工伤保险制度，以及要合理运营社会保险基金，如果不进行产权改革，不理顺企业的产权关系，各种社会保险基金如何由社会统筹？社会保险基金又如何能在社会范围内运营并使之保值增值？可见，产权改革的确是推进经济改革的关键。

然而，以界定产权、政企分开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中遇到了巨大的思想阻力。一些人认为，如果进行产权改革，那就是实行私有化，就是恢复资本主义。 姓“社”姓“资”、姓“公”姓 “私”的争论困扰着人们达l0年之久。尽管如此，改革并未停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已深入人心，容许试验，容许探索，使得企业改革逐渐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己经从改革实践中懂得，所有各项改革，包括产权改革，都是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它们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实现，假定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被姓“社”姓 “资”、姓 “公”姓“私”的争议所困扰，那只会延误改革的时机。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改革的必要性时，曾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忽略了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一切墨守成规，那就不仅会使社会主义难以继续前进，难以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而且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失去活力，失去吸引力。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我们对此有更深的体会，不能错过改革的时机。不抓紧时机进行改革，最后将丢掉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致力于改革，使社会主义经济充满活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下不断发挥出来，使人民群众热爱社会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维护，社会主义才能继续前进。今天，当我们回顾20年来所走过的改革历程时，更加体会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体会到中国选择的改革方式的正确。

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已经向全世界表明，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一定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一定会逐渐提高。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加快改革，加快发展，这样，到本世纪末与下世纪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肯定会在中国初步建成;而到下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中国将成为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对此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