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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无畏的老战士
——介绍杨伯恺烈士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04-10-25

郑畅     

         

杨伯恺,原名杨洵,字道融,一八九四年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市骆市乡。少年在本乡和顺庆(今南充)联中读书。

赴法勤工俭学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一六年,青年有志的杨洵与好友石琼同往上海求学,继又去北京考入法文专修班。一九一九年三月,杨洵作为第一批勤工俭学生,从上海乘日轮因蟠丸号前往法国。时值欧战刚刚结束,法国出现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他只得在里昂当普工,干粗活。不久,被解雇,才到三德涧和石琼、赵世炎等进入制造火车头的史乃德工厂。杨洵十分勤奋,工作之余,总是手不释卷,刻苦学习。一年之后,他和石琼、傅昌矩、李仲元等来到威铁工厂做工。

  一九二一年初,法国经济危机加剧,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失业,法郎贬值,生活费用暴涨,勤工俭学学生过着挨饿的日子。这时杨洵和王良翰、毛显球、石琼、赵世炎、罗成镕等二十二人,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的执事先生,提出切实解决留法勤工俭学生所面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问题。当时杨洵和赵世炎等是分散在相距不远的几个地方工作学习,平时交往极密,是一批相知很深的朋友。当他们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执事先生们的认真看待时,便决定召开学生大会,选出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等十人为发言人,于二月二十八日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酿成一次争取吃饭权和学习权的学生运动。

  一九二二年五月,赵世炎从法国北方返回巴黎,为筹建中国少年共产党奔忙,六月三日在巴黎西部开成立大会,翌年二月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原“少共”中够党员条件的,即转为正式党员。杨洵就在这个时候作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Bar Sur Sube支部书记,与赵世炎、石琼、李富春等同志在一起,在法积极进行党的活动。

回国留沪宣传反帝爱国

  一九二五年三月,杨洵离法回到上海后,时值“五卅运动”爆发,他立即行动起来,到处向群众作反帝爱国演说,晚上熬夜写宣传稿,交给在党中央工作的石琼拿到当时中央的机关报《热血日报》上发表,如《是毒计也是蠢想》、《是叛徒不是强盗》等文章,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罪行,鼓舞广大爱国群众的斗志。

  返川参加主办中法学校和中共重庆地方组织领导工作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急需一批马列主义水平较高的新干部,因此党中央命吴玉章、杨闇公等在重庆办中法学校,还特地调派新从法国归来的杨洵,专门负责这所干部学校的教育工作。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中法学校(大学部分为中法大学)正式开学了。吴玉章任校长,童庸生任教务主任,杨洵任训育主任,张克勤任事务主任,杨闇公、冉钧、周贡植等做兼职教员。由于吴玉章经常不在校,实际是杨洵全力代行校务。他对学生的教育特别强调:“在行动上,一切策略都要与革命理论适合。”在群众运动中,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提高学生群众的觉悟力,吸收更多的新同志、新战士。”否则,他认为就是一种只凭意气用事的盲动。继后,杨洵被选为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

回家乡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开展农运

  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杨洵给党中央写报告说:“营山现在尚无支部,年假回家定要组织,因有可靠青年及成人多人可以立即介绍。”几天后,他离校返乡,立即着手筹建中共营山县支部。二月九日夜,又写报告给党中央,定于二月十一日开成立会;并请中央对于新加入的三位同志予以批准。他还特地向中央表示:“新加入三人,我必使其在最短期中,对于主义及组织有相当的了解,且使其为全县工作努力。”

  杨洵在营山家乡期间,还与陈同生、郭金阶等一起,为解决本乡失学儿童入学问题,在骆市兴办了一所鳌山模范学校;还办起一个旨在扫盲的农民夜校,自编教材,推动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大力筹组农会,很快就在骆市建立起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不久杨洵回校后,农会工作由其老父杨光普领导,经过一年的努力,骆市、黄渡、小蓬等乡的农会会员已经发展到一千多人。这年春节,杨洵又重返家乡与陈同生、郭金阶等,积极推进农运。不久,营山全县即建立起区农会二十二个,乡农会四十八个,会员发展到五千余人。至一九三三年红四方面军解放营山时,杨光普带头与原农会中许多积极分子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消除分歧 增强团结

  早些时候,杨闇公、童庸生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返川路经上海时,会见了陈延年、穆青、石琼等同志,他们十分关切重庆中共党组织领导间的分歧问题,希望杨洵回川后很好地加以解决。一九二六年四月,在重庆开展了一次由杨闇公主持,有冉钧、童庸生、杨洵、刘成辉、程秉渊(程子健)等参加的,富有布尔什维克党优良传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消除了童庸生和杨洵两人之间,一个因处事急躁、态度生硬;一个因性情孤傲、疑心较多所引起的不和,进一步增强了领导班子的战斗团结。

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中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下南京,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侵害”,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炮轰南京城,打死打伤我军民两千余人。消息传到重庆,杨闇公等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领导,会同国民党(左派)负责人商定,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枪坝召开市民大会,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南京市民的暴行。届时杨洵和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杨闇公、冉钧等领导同志都提前到会。大会刚一开始,突然几响枪声,混在群众中的暴徒掏出手枪、铁棍、钢刀大打出手,当场打死二百余人,重伤三百余人,轻伤六七百人,逮捕三百余人。混乱中,杨洵头部被打伤后侥幸逃脱,他和陈宣三一道转移武汉,在血花剧社为北伐军同志宣讲重庆“三·三一”惨案实况,听者无不发指。

  从这时起,杨洵改名为杨伯恺,由党组织安排他在湖北第二中学教书。不久,去上海,执教于招商公学。

在上海为党工作 开办书店 编译出版名著

  当时,上海泰东书局、世界书局和招商公学的共产党员组成的文化支部(受中共沪东区委领导),由杨伯恺作支书,因为他对当时党在活动中某些“左”的作法,如每逢节日就要搞“飞行集会”等,多次提出不同意见,以致在一九二九年春被头脑“左”的发昏的领导人割断了党组织关系。但是,杨伯恺没有放弃革命,一如既往,与党内同志保持亲密关系,如当时在党的军委工作的刘子华,仍时时到他家隐蔽。一九三三年夏,共产党员任白戈被捕,杨伯恺花了大洋一千元把他营救出狱。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杨伯恺在沪着手筹办辛垦书店,计划出版一些有益的进步书刊。同年底,因受聘于成都大学任教而回到成都。翌年十月,川西发生广汉起义,反动派扬言与杨伯恺有关,要抓他就地处决,于是他重返上海,带着由川军将领陈离资助办书店的两万元钱和十来个青年学生,在海宁路三德里四十五号开起了辛垦书店,由他任经理,编辑工作由任白戈、沙汀、危淑元等担任。

  杨伯恺除了经营书店,还花了不少精力翻译出版十八世纪的多部西欧哲学名著,如:该世纪思想革命家中,最有权威最光荣的物质论者和无神论者荷尔巴赫的《自然之体系》;法兰西物质论哲学诸大家中,对认识论有独特贡献的恭第纳克的《认识起源论》;法兰西物质论哲学最主要的代表赫尔维修的《精神论》;在哲学史上,最初揭示一切现象的相对法则与辩证法则的哲学家赫拉克里特的《哲学思想集》;物质论哲学思潮主角之一德尼斯·第德诺的《哲学原理》;以及《哲学道德集》、《学说与格言》、《财产之起源与进化》、《思想起源论》等等。此外,他还编辑出版了刊物——《二十世纪》。

奉党派遣作抗日川军统战工作

  抗战军兴,杨伯恺携眷从上海到南京,在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会见了叶剑英同志,听取回川工作的意见。然后乘轮至武汉,让妻儿先行返川,自己和陈同生接受党派给的任务,去山西作抗日川军的统战工作。一九三七年初冬,他们在山西洪洞访问了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营山同乡人邓锡侯将军。当由军中另一同乡朋友张雪岩安排同邓见面时,杨伯恺谈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使邓深为感佩。随即又和陈同生一路,往见当时正在洪洞地区布置防务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转达了邓锡侯愿意捐弃前嫌,与八路军携手抗战的诚意。

在蓉教学 宣讲爱国 培养革命师生

  一九三七年底,杨伯恺返川到成都后,常常与党内或民盟的老同志罗世文、车跃先、张曙时、张秀熟、李筱亭、王干青、田一平和川军师长、爱国将领彭焕章等聚会,谈论时局,研究工作,在文教界和川军上层中搞统一战线工作。这时,他应成都协进中学校长、川军进步将领陈离的聘请,担任该校教务主任。平时,对学生晓以民族大义,灌输抗日爱国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有机会就介绍一些师生去延安抗大学习。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视协进中学为陕北公学第二,对杨伯恺非常嫉恨,不断给以讹诈威胁。一九四零年三月,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特务机关借此造谣,说是共产党利用春荒,煽起饥民暴动。一时间,黑云压城,敌特四出捕人,罗世文、车跃先等被捕。杨伯恺不得不辞去协中职务,避居外西土桥。那时,日机不断肆虐,物价飞涨,为糊口计,他和好友江子能以饲养鸡兔补贴生活,结果得不偿失,只好重操粉笔生涯,执教于疏散来蓉的朝阳大学,不仅温饱问题得以勉强解决,而且又有机会向青年学生宣讲共产党的主张、爱国主义和革命理论了。

  杨伯恺困居土桥时,老朋友彭焕章经常前往看望他。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杨曾为彭焕章等川军七将领起草过倒王(缵绪)通电,实际上是反对蒋介石在川军中收买爪牙、把持川政的勾当。通过这个活动,使党在四川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得以开出一个新的侧面。

主笔《华西日报》 创办《民众时报》 呐喊人民民主

  彭焕章在任《华西日报》董事长后,一九四二年起,特意聘请杨伯恺作主笔,专为该报撰写社论,杨利用这个岗位,紧密配合《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办报。周恩来同志特为此报派黎澍,陈白尘前来协助;《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也亲自到《华西日报》,研究两报言论统一口径的问题。

  杨伯恺对工作认真负责,经常写稿至深夜,严冬酷暑如一日,从未稍事松懈。抗战后期,国内主张民主呼声高涨,要求蒋介石结束法西斯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成立多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此时此际,他更是精神百倍,奋不顾身,写了大量有份量、有代表性的社论,呐喊出人民的心声。现在重读当年那些大块文章,依然可以想见杨伯恺为和平与民主而笔走龙蛇、酣畅淋漓的战斗气概!他在《民主洪流为何不能遏止》一文中强调:“民主为和平所必需,永久和平的高尚理想,需要民主政治普及于全世界才能实现;”特别指出:“民主为绝大多数人民自由幸福生活所必需,要经济上有保障的民主。”最后举出许多已经解放的国家,“都先后采用各民主政党的联合政府,向民主政治迈进,因此中国当然不能例外。”他还在《怎样实现民主》一文中说:“不能不承认,只有召集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再由这个政府筹备召开国民大会,产生民选政府,才能顺利地消弭一切政治纠纷,而达到实现民主的目的。”

    杨伯恺平生最恨法西斯独裁,强烈指责国民党反动派摧残人民民主自由和文化事业。为此他撰写一篇《请尊重言论出版自由》的社论,抨击国民党当局弄得“正气渐灭,黑暗猖狂,民气消沉,文化萎缩,国家民族的一线生机岌岌可危。”他在《华西日报》的几年中,不断挥动笔枪,为民主而拼搏,先后写出:《民主的理论性与现实性》、《实现民主的实际工作》、《民主与民权》、《扫除团结的障碍》……等论文数百篇。抗战胜利那年,民盟成员张志和前往延安,毛泽东同志向张关切地问到杨伯恺,要张讲讲杨的近况。张从毛主席书房的报纸中拣出杨为《华西日报》撰写的社论,毛泽东同志看后非常高兴,称赞他写得不错。然而这些说理铮铮的文章,使反动派大为恼火,他们只好大耍无赖,常常开天窗,削篇幅,撕报纸、砸印刷机,殴打工人职员;尤其对撰写社论的杨伯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九四五年夏,国民党地方当局下令改组《华西日报》,他才被迫离开该报社。

    一九四六年春,杨伯恺开始筹办《民众时报》,经多方奔走,于五月一日创刊出报。这家由刘文辉出资、张澜任社长,杨伯恺任总经理兼主笔的民间报纸,作为人民群众的喉舌,打破了成都地区沉闷的空气。在短短时期内,基本订户即达五千余份,可惜出版不到三个月,竟又被当局勒令停刊。尽管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不断遭到反动当局的摧残压制,但杨伯恺毫不气馁,又先后办起《青年园地》和《时代文摘》两个刊物,继续为广大读者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协助组建民盟四川支部 当选民盟中央委员

  远在杨伯恺夫妇避居外西土桥时,邓颖超同志曾特地到杨家看望,代表周恩来同志传达党的工作指示。一九四四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时,杨伯恺为了进一步搞好党的统战工作,以适应当前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形势,积极协助张澜先生在成都建立民盟四川省支部;并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兼四川支部宣传部长。他在民盟中卓著成效的活动,又被国民党反动派记上一笔新的黑账。一九四五年初,张友渔同志受命到成都工作,根据党的布置,把杨伯恺、张志和、田一平编成一个小组,从事对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的统战工作。张友渔对杨伯恺这段时间的工作非常满意,还受杨夫妇的委托,将他们的大女儿杨洁送到延安参加革命。

奉党指示从事文化界统战工作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以吴玉章为书记、王维舟为副书记的的中共四川省委员会。这时,杨伯恺得到省委指示,参加由漆鲁鱼、李相符、田一平等组成的文化工作小组,负责成都地区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为此,他常与成都各民主党派、各大学教授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如潘大逵、彭迪先、谢文炳、陈翔鹤、熊子骏、刘堃南、王干青等密切联系,不时举行座谈,商讨时局和有关统战、文化宣传工作。

  一九四六年五月,重庆《新华日报》总馆调罗石生来成都分馆负责。当时国内政治形势险恶,成都市社会情况复杂,为了工作的顺利展开,吴玉章亲笔写信给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望助一臂之力。这封信由杨伯恺委托张雪岩转交给邓,罗石生和邓见面洽谈时,得到邓的支持。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反动派强行封闭《新华日报》,成都警备司令部受命准备将成都分馆人员,先行武装押送西安胡宗南部再转送延安。如此做法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为此,杨伯恺又通过张雪岩等,向邓锡侯讲清利害关系以及由此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责任。于是邓才命令警备司令严啸虎,该派一班士兵送分馆人员到重庆总馆。

坚守岗位遭敌捕 狱中誓死不屈服

  一九四七年夏,国民党最高当局为了稳定其统治区日益动荡的阵脚,竟密令各地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于六月二日凌晨,在整个国统区大中小城市中,明目张胆的抓捕手无寸铁的革命人士。在成都,也是先由各敌特机关开具黑名单,报经省府主席批准执行。在“六·二”暴行的前两天,已有风声传出,中共地下党员周列三特意告诉杨伯恺,问他怎么办?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打定主意就是这样,决不离开岗位。”充分表现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威武不屈的大无畏气概。

  当时,军统蓉站,中统川调局,宪兵二团,警备部稽查处,省会警察局及省特委会都提出了要逮捕杨伯恺的黑名单,六月二日凌晨,即由成都警备部稽查处行动组执行逮捕。杨伯恺被捕后,羁押在成都将军衙门四川省特委会看守所,迭经敌特头子吕尚功、彭兴道和军法官陈仲琳等轮番审讯,迫令他交出民盟的秘密组织及其奉行的主义。杨伯恺冷笑说:“你们应该弄清楚,民盟从来没有秘密组织,它是公开的、正大光明的政团;它的方针政策是民主和平、团结建国。这不但过去对,现在对,将来也是对的。”几句铮铮如金石的话,把敌特们驳得哑口无言,垂头丧气。

  继后,经多方营救,得到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的许诺可以保释。但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以杨伯恺系最高当局指名逮捕的政治要犯,不便开释为借口,不肯放人。延至李宗仁上台代理总统,在中共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强烈呼声中,重庆行辕不得不准予保释杨伯恺。但省特委会军法官许致和等,却趁机逼诱杨伯恺写悔过书,他们假惺惺地说:“杨先生,不要生气,你的事情,我们绝对帮忙;不过,暂时要委屈你一下,只要你随便办个手续,就出去了。”杨伯恺立即严辞拒绝说:“我绝不写一个字,就是马上提去枪毙我也不写。死怕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但要死得有价值。”愚蠢的敌人仍不识相,还死皮涎脸地问:“你到底想不想出去?”杨伯恺愤怒已极,当场掀翻军法官的公桌,凛凛然对敌特宣布:“放不放由你,我决不请求。”一九四八年四月蒋介石新委任的反共老手、省府主席王陵基听到敌特报告后,恼羞成怒,下令对杨伯恺不准再提保释二字;并且蛮横无理地嚎叫:“他平时骂我都骂得,我多关他一下都关不得吗?”

  杨伯恺对敌人从不妥协,绝不假以半点颜色。可是他对狱中难友却异常亲切体贴,经常把家里送来的肉、蛋、奶粉和糖果等营养食品,分给大家共享,对有病的同志更加特别照顾。有位当年在狱中还是个青年的王觉群,至今回忆起这些往事,仍然十分感动地说:“老杨通过上层关系,每月送进来的菜,他都要把大部分送给各室的难友,自己留下来的只有很少一点点。他见我身体不好,有几次,还把自己留下的一点点也让给我吃了。”

  杨伯恺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对狱中难友特别是青年同志,宣讲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他常常说:“我们干革命入了狱,这是我们的光荣。敌人要我们悔过,而我们没有过,所以无过可悔。”一位刚从华西大学哲史系毕业,为追求进步而被投入黑牢的年轻女学生毛英才,每当敌特诱逼她写悔过书时,她就想起杨老的教诲,对军法官许致和理直气壮地说:“是的,我是大学毕业生,会写文章,唯独不会写悔过书,因为我无过可悔。”

  杨伯恺还十分注意对监狱看守兵做瓦解争取工作。他和于渊、许寿真、王干青、晏子良、王伯高、皇子万、王侠夫、曾鸣飞、谷时逊等战友一起,教育争取了好几个宪兵弃暗投明,经常托他们传书带信,沟通狱内外的联系;还叫他们经常带一些报纸进来,让大家知道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杨伯恺通过对报载消息的分析,向难友们悄悄传话说:“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黑暗快到尽头,苦难即将结束。”

  杨伯恺的人品学问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赢得了全狱难友的极大尊敬,称他为铁骨铮铮的老英雄,从不妥协的老战士,克敌制胜的“精神堡垒”!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夜,杨伯恺和其他三十余位同狱革命战友,不幸被敌特残酷屠杀于外西十二桥边,终于用自己鲜红的热血,绘出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灿烂的阳春。

  三十七年前,英烈三十五;

   血凝五更寒,帜沉天欲曙。

  哲人虽已殁,精神凛千古。

  (原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原题目《大无畏的共产主义老战士杨伯恺烈士》,现题名是编者该的)

  注:

  本文依据和参考的资料

  一、 清华大学党史教研组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资料》;

  二、 一九二五年六月党中央机关报《热血日报》上海版;

   三、 中央档案馆杨洵向中央党团组织的报告(一九二六年一至二月)及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记录原件;

   四、 上海辛垦书店一九三三年至三四年间出版的杨伯恺译著:哲学丛书甲种;

  五、 华西日报社论部分(一九四五年春)

  六、 南充地区现代革命史料办公室编《杨伯恺烈士传略》

  七、 陈同生、任白戈、程子健、杨宁、罗石生、张雪岩、周列三、张宣、黄觉民、罗启维、郑超麟、王觉群、师家镛、李维品等同志提供的有关资料。

  (一九八六年四月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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