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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与《西行漫记》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人民政协网 [大] [小] 2016-10-28

1937年10月,一部名为《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书籍在英国伦敦出版。它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通过深入陕甘宁边区,在与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交谈后创作的采访纪实报告集。 然而,距离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这部书不过4个月,由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所译,以“复社”名义印制的第一版中文译本就在国内发行了。 于是,这部书籍便有了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对革命的诸多疑问,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到陕甘宁边区,成为来到这个红色区域采访的第一个西方记者。

到达陕北后,斯诺见到的第一个中共高级领导人是周恩来。很短时间的接触,周恩来给了斯诺这样的印象:“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此后,斯诺又见到了毛泽东、彭德怀、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等人,与他们进行了十分深入的交谈。此外,为获得第一手资料,斯诺从保安(当时的临时“红都”)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是和国民党部队作战的前沿阵地了。最后冒着炮火,他又折返保安。在获得了大量、丰富、新鲜的采访及实地考察资料后,返回北平的斯诺,开始写作一系列通讯报道。当然,这批报道最先是斯诺供职的英、美数家报纸发表的。发布之初,便因其全然不同的形象和声音,引起轰动。接下来,这些作品被汇聚起来,由英、美几家大的出版公司发行,这就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大致来历。

出版后不过几个星期,这部书行销五版、10余万册;第二年元月,这部书的美国版本由著名的兰登书屋发行。接下来,俄文、法文、瑞典文本……很短时间内,该书成了一部国际上十足的畅销作品。

一部有着这样内容的作品,对于通过“合法政府”的宣传来了解中国现实的外国人士,当然异常新颖,所以受到欢迎是很容易理解的。可在中国国内,由于当时资讯的不发达和一边倒的媒体宣传,真正了解这样内容的人并不多,所以将它们传递出去,甚至比向国外发行还更重要。当然,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要将这样特别的一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发行,难度反而比向国外发行要大得多。

在这样的形势下,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的胡愈之,组织翻译了这部《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译本。

“星二座谈会”上的决定

胡愈之担任负责人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是专门对外国记者发布消息的一个机构。每天下午3时,他们都在上海国际饭店顶楼召开茶话会,招待外国记者。会上,国民党部队的代表先报告战讯。当然,他们也没有多少靠得住的报道,外国记者不感兴趣。

为了传布真实消息,宣传委员会把当时从秘密的中共临时办事处(即八路军办事处的前身)那里得到及听到的消息,编成文稿、译为英文、印成单张,等到国民党代表一讲完,就把这材料分送给记者,非常受欢迎。由此,胡愈之认识了很多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这些外国记者中的一个。

斯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燕京大学教授。北平(今北京)沦陷之后,他来到上海重操旧业当记者,替几家英、美报刊写稿。相识之后,斯诺告诉胡愈之,他曾去过陕北,并给胡愈之看了许多在陕北期间为一些战士、群众以及共产党领袖人物拍的照片。有一天,斯诺收到英国寄来的一部作品样本。外国出版社有规矩,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样书给作者审查。胡愈之向斯诺借阅,这就是那部后来闻名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本。

回到家中,胡愈之细细阅读了该书,发现这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可当时胡愈之还不完全了解斯诺的情况,对于这部书中谈的内容是否切实可靠,还不能肯定。于是,他去找上海中共临时办事处的刘少文了解情况。

刘少文刚从陕北回来不久,他告诉胡愈之:斯诺确实到了陕北,毛泽东亲自接待了他,他们之间谈了很长时间;斯诺的许多材料,都是经过记录、翻译,又经毛泽东审定的,所以书的内容是可靠的;从斯诺文章表达的态度看,对我们也是友好的。经过这样一番了解,胡愈之决定组织人,马上把这部书翻译过来。

当时,胡愈之与一些进步文化人组织了一个“星二座谈会”,即每周星期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餐厅集会,讨论研究抗日宣传问题。在一次座谈会上,胡愈之提出翻译出版这本书。大家听后,一致支持这项工作。

胡愈之虽然决定翻译这部书,可是并没有什么资金支持。理解这样情况的人,都同意参与翻译该书,同时相约不取稿酬,有能力者还为书的出版奉献一点资金。胡愈之找到斯诺,希望他能将该书交由他们翻译出版。斯诺表示支持,他不仅将自己珍贵的样本赠送出来做翻译底本,还将版权无条件让出。

《红星照耀中国》一共12章,30万字,由12人每人分译一章。没有更多底本,这个珍贵的样书,被拆散开来,各人回去自己翻译。

作为组织者,胡愈之做了大量工作。首先,作品中的许多内容,在以前是完全不了解的。一些事件、人物,几乎不知道该如何翻译。胡愈之一方面找斯诺进行询问,另一方面通过从陕北根据地回上海不久的刘少文了解。

斯诺告诉胡愈之,他在陕北与周恩来谈话时,是详细作了记录的,之后再念给周恩来听,经过周的核正,才写成校订过的草稿。对毛泽东的采访,是吴亮平做的翻译,连续十多日。当时毛泽东谈兴很浓,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毛泽东在讲述时,斯诺先按口译的英文记下,然后整理、进一步誊清,再由中英文俱佳的黄华(后曾任外交部部长)翻译为中文,交毛泽东。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将修改内容再通过黄华在英文稿上改订,退还斯诺。所以有关毛泽东的谈话部分,斯诺认为是忠实谈话者原意的。这一部分,成了后来许多年人们了解、研究毛泽东的最原始,也是最基础的材料。

命名为“西行漫记”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书便翻译完成。

斯诺曾对胡愈之讲过书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来历。当初定书名时,斯诺曾拟过五六个,几位朋友一致选中《红星在中国》(《Red star in China》)。后来,斯诺在美国的出版经纪人海瑞塔·赫茨在给斯诺回信中,叙述她是如何赏识这部书稿时,却将书名写作《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不料斯诺看到这个阴错阳差的书名后,竟拍案叫绝,立即决定用它做正式的书名。

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斯诺这部书的书名实在“扎眼”——“红星照耀中国”。为了能够较为顺利地发行,胡愈之决定用一个普通一点,可又能够反映出书中内容的题目。于是,《西行漫记》便出现了。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名字,后来胡愈之做了解说:“斯诺的原书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天空上的红星》,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照译。我们就改用一个隐讳些的书名。为什么要叫《西行漫记》?因为在工农红军长征以后,关于我们党在西北情况的比较真实客观的报道,只有一本书:范长江同志写的《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同志当时是《大公报》记者,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去了西北,写了一系列关于红军的报道,后来集印为这本书,限于当时条件,不能写得很明显,但是已经很受欢迎了。从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们党所在地的代称。《西行漫记》这书名,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联想到我们党。”

就在该书英、美版印出不过数月,中文译本也于1938年2月出版发行。因为资金等问题,第一次的印数只有1000本。虽然从书名看,人们还不大容易猜到书的内容,等一发行开来,读者知道其中是写红军、写共产党、写陕北根据地的情形,买书的人便踊跃起来。同年4月《西行漫记》再版,10月出三版,11月出第四版。红军战士和领袖共同英勇奋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内容,给了正遭受外敌侵略的国人以胜利的鼓舞和信念。

《西行漫记》正式发行之前,还出了这样一点插曲。样书印出后,胡愈之十分高兴。他赶紧拿上几册给作者斯诺送去。见到自己的作品这么快并顺利地出版,斯诺非常高兴。可第二天一早,斯诺找到胡愈之,说夫人韦尔斯昨晚和他吵了半夜。原来,胡愈之在“译者附记”中,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在感谢作者斯诺和夫人这段文字里,将韦尔斯称作“爱人”。在西方,爱人即情人,非夫人也。韦尔斯女士看了大发脾气,斯诺解释说这是中国人的习惯称谓也没有用,只得一大早来告知胡愈之。幸好此时只印了一批样书,胡愈之赶紧将“译者附记”部分纸型进行挖改,一场意外风波才算平息下去。

胡愈之在“译者附记”中这样说:“这是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自己编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书。这种由读者自己组织出版的事业,是一种冒险的实验。这种冒险的实验,要是能够成功,固然倚靠一切文化人的赞助,同时也是倚靠这第一本书的内容,能够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我们相信这冒险是一定成功的,也正像本书作者的‘冒险’成功一样。”

《西行漫记》的影响力

《西行漫记》出版后,复社的印数量虽然不是很大,可不到几个月时间,就轰动了国内,甚至在海外华侨里也有很大影响。后来胡愈之为抗日战争筹集资金到海外活动,在那里见到了无数《西行漫记》的重印本和翻印本。作者斯诺本人也见到了自己作品在海内外的巨大反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中国和菲律宾等地,经常看到未经申请版权而私印的《西行漫记》中文本子。成千上万的中华热血青年,竞相阅读《西行漫记》。海外侨胞后来积极为抗战捐助,与这部作品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正因为此,《西行漫记》成了一部“禁书”。

在国民党统治区,如果发现有人阅读这部书,那是有被认作是共产党或同情分子被抓起来的危险的。然而,许多有志青年,却正是因为读了《西行漫记》,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不惜冒着危险,跋涉千山万水去陕北,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输送了大量人才。已故的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曾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谈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的好友黄嘉音某天递给我一本中文版的《西行漫记》,读着读着,我被它吸引住了。从感性上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块地方——陕北。那是和我所厌恶的国民党统治区和丑恶的十里洋场完全不同的一块净土,那边空气新鲜,人和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呼吸是自由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一贯主张爱国抗日的。《西行漫记》用大量的事实,给我澄清了国民党对共产党长期的造谣污蔑、反共宣传。1938年上海沦陷,我更加处于一种不甘心当亡国奴又不愿跟着国民党走的状况中,斯诺的《西行漫记》真可以说是黑暗中的火把。我瞒着家庭、亲戚、朋友和同事,由黄嘉音和一位女友送我上了轮船,秘密地离开了上海。我从未出过远门,这时我单身一人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途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宝鸡、西安,最后到达了陕北,当时已是隆冬季节。这都是《西行漫记》给了我力量。

后来新译了《西行漫记》的翻译家董乐山,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起该书的影响:“然而,它(《西行漫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传越来越广,如当时中国夜空上的一颗明亮的星星,指引着成千上万的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有多少热血青年,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开始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认识,有的因此千里迢迢,排除种种艰难,奔赴当时的抗日圣地延安。有的就在当时当地,不论是深陷敌后的上海,或者白色恐怖的所谓大后方,参加了革命的地下工作。我本人就是这个行列中的一员。”

不仅国内,《西行漫记》还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据有关资料记载,加拿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大夫,以及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等,都曾阅读过《西行漫记》,并从中受到鼓舞。据斯诺回忆,他在二战期间,见到过苏联及其他国度一些爱国青年,他们也读过《西行漫记》。从书中他们不仅了解到中国革命,也从中学到了一些革命的经验和理想。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为斯诺另一部《红色中国杂记》写序言时这样说过:“1938年他写的《西行漫记》一书出版的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书引人入胜……此书对那些处于劣势、侠盗式地活动在穷乡僻壤之中,神秘而又可爱的人们,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富有人情味的描写。”

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在为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写作序言时,曾描述:“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就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书中介绍了人们闻所未闻的、或者只是隐隐约约有点儿感觉的情况。那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斯诺给我们转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这些谈话不是背诵教条的留声机唱片,而是适合中国国情、可以据以组织抗日的精辟主张。不仅如此,《西行漫记》是一部巨著,它的长远的重要意义,绝不仅是由于书中记录了一些领导人的讲话……”

为新版作序

这部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帮助、胡愈之为之付出艰辛努力的《西行漫记》,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未能与新中国读者见面。

1960年,对中国抱有深深好感的作者斯诺,再一次踏上中国大地。大约为配合这位友好人士访华,《西行漫记》才由三联书店依据“复社”旧版印行一次。但这一版本的书是在标明内部读物、限“内部发行”之后出版的,印数也十分有限。

《西行漫记》的命运转变,发生在1979年。

在“文革”结束、中美建交等几重因素的影响下,一部新译本《西行漫记》风行问世。

这部《西行漫记》新译本,是由早年曾从该书获得滋养的资深翻译家董乐山翻译的。鉴于胡愈之当初在出版该书方面的极大贡献,三联书店特别请他为新译本写序。

在这篇“中文重译本序”里,胡愈之对斯诺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西行漫记》这部作品,作了深情的回忆:“假如说,《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其他关于中国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在弥留之际,他(斯诺)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胡愈之认为:“唯有43年前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之后,它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它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这是并不奇怪的。”“由于斯诺的惊人的洞察力和锐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而这是西方的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

在《西行漫记》的结尾处,斯诺曾引述了列宁的一段语录:“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得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于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胡愈之也将此段名言引用下来,并且深有感触地说:“这也就是说,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西行漫记》这一本书的总结。”

这部新译本,收录珍贵照片69幅,初版一口气就印了30万册,很快售罄,接连加印,两年左右的时间发行数有165万册之巨,风靡一时。

就在今天,许多人对一些革命领袖的生平知识,还来自于此;对于革命的实际状态的了解,也来自于此。可以说,这部书对于新时代的人们,也起到了对革命知识的启蒙作用。

责任编辑:姜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