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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杜鹃留余香——满族文化学者于鹏翔追记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13-11-07

秋意盎然的长白山上,色彩缤纷,水雾氤氲间浮动在碧泉澄明中的是满清千年崇拜的信仰,一切美丽的传说正在长白山初秋的烂漫中悄然弥漫开来。透过满山的杜鹃花海我们仿佛看见那个叫 “僧吉利” (满语:杜鹃花)的姑娘降服作孽多端的火魔,化作一池震撼心灵的沧浪之水状如白练,从天而降,雷霆万钧。一池碧水引来了三位仙女沐浴,佛库伦吃了喜鹊衔来的朱果孕育了长白山之神——那位顶戴花翎、身着马褂,骑着火龙驹的“撮哈占爷”,成为满族各个姓氏共同信奉的祖先神。
“白山发祥远,黑水溯源长”,长白山为满族发祥地,承载着满族传统历史的文化宝藏亦随着时光的流失悄无声息的隐藏在长白碧水间,静静的等待着开启。在长白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个重病在身(来疗养)的人正在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继续寻找开启宝藏的钥匙,他用坚强和执着告慰这片黑黑的土地,他用一生的激情和热忱揭开了满族先贤与白山黑水的对话,他就是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满族文化研究所所长,吉林省特色文化建设满族文化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吉林省特色文化建设东北谱牒研究基地主任——于鹏翔。

“沉沦的是历史,振兴者则是那些钟爱祖国多元文化的人们。我受改革春风的沐浴,较早重视了满语及满语文化抢救工作。”——于鹏翔回忆起自己抢救满族文化之初的情形,满怀深情。

 满族是一个创造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文化的民族。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作为北方边远的游牧、渔猎少数民族,历经三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世代生活在广袤数千里的莽莽山林,征伐变乱的砥砺,苦寒环境的锤炼,能够两度逐鹿中原,建立政权时间长达420年,对统一中国版图,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与其顽强、坚毅的民族精神和独特的文化是分不开的。但随着一个王朝的背影渐渐淡去,时间流转过曾经的璀璨,这个古老民族所创造出的文化已经濒临消亡,抢救与保护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已迫在眉睫。于鹏翔怀着对民族文化的满腔热忱,以抢救濒危文化为己任,默默无闻地对满族文化进行着抢救、整理和研究。
      1982年,于鹏翔大学毕业之初就曾寻师求学,经过三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满语文的学习,从而为大力抢救满族文化奠定了知识基础。通过对满语的学习,他意识到,就满语来说,其与满族萨满文化的关系则更为直接。满语是满族的民族语言,满族则是东北较早的原住民。随着清中后期以来东北的开禁,东北地区作为开发的真空地带,成为重要的移民涌入区,接纳了众多外来人口,从而形成了文化多元格局:既有满族文化、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朝鲜族文化,又有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文化等。从根本上讲,尽管东北文化多元并存,但是,无论从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还是从文化的发源及影响上看,满族文化都应是东北文化的主根。原因在于,满族发祥于东北,从一种文化的生发角度,满族文化是东北的原生文化,同时满族还建立了清王朝,谱写了光辉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影响深远。从这个意义上讲,满族文化是东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满语的意义就显得更重要——因为满族文化的根在满语。而满语与满族文化核心之一的萨满文化的密切关系也体现在这里。一方面,在满族的萨满祭祀中,满语是萨满与神交流所用的语言,满族萨满祭祀的神词使用的都是满语。另一方面,满族萨满的神本使用的记录文字都是满文,或者是汉字满音。但是,目前满语在东北地区已经基本失落,所以对于满语的研究特别重要而紧迫。如果在满语文化研究上有突破,对东北文化研究的带动、促进作用将会相当大。具体到萨满文化研究方面,如果不懂满语,将无法解读诸多繁复的萨满祭祀程序的含义;如不能在满语方面取得突破,对萨满神词的解释更无法进行;如没有满语的使用,满族的萨满祭祀势必“扣香”(没有了)。
        “再苦再难,我也要寻到满族文化之根,让满族人有字可查、有语可言”,于鹏翔排除万难,下大力气致力于满语文化研究,带领吉林师范大学形成本体子系与应用子系两大研究方向。在本体子系领域,形成了从语音、句法、词法到形体的研究体系,发现满文形体诸多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满文形体相变公式”。在应用子系研究领域,在满族谱牒、满语地名、满族萨满祭祀神歌研究等方面取得丰厚成果,尤其对萨满祭祀神歌中满语方言的翻译,能够具体到同一个词在不同地方的细微差别,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萨满文化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不断深化与拓展。在满语研究上,他发表论文数十篇、专著多部,其中《满文形体学原理》一书首次破解满文形体结构密码,是满文及其所在形族、形系,甚至整个表音文字形体学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开辟了满文形体学研究的新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及应用价值。其满语语音学、词法学、句法学研究的专著也是集知识感知、文化传播与学术研究三位于一体的综合性学术著作,是对濒危语种满语文的抢救性研究,也是各自领域中第一部独立成书的专著。其主编的《满族石姓萨满祭祀神歌比较研究》一书是本领域的拓荒之作,开辟了满语口语文化抢救与研究的新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于鹏翔发现地处东北,关于东北地方的文献资料,尤其是那些未经点校或者影印出版的刻本文献,在地方根本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他果断决定,派项目组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查阅资料,搜集整理文献。2008年的12月,他带着项目组在北京夜以继日,鏖战近一个月,整理带回了大批珍惜东北地方文献。为了完成地名文献的补充和校对工作,他带上一副大花镜盯着电脑屏幕,一盯就是几个小时,加班到深夜是常事,又困又累的时候,他就躺在阶梯教室后面冰冷的椅子上睡着了,就这样,于鹏翔带领他的团队完成清代东北边疆满语地名文献的整理,查文献200余部,得地名词条6000余条,辑文献 140余万字,并由此构建了“满语地名学”,乃至“满语命名学”的学科体系,得到了专家的高度评价。并建立了“稀缺东北地方文献资料室”,为进一步研究满清文化奠定了基础。
       从致力于满族文化研究开始,当于鹏翔看到一些熟悉往昔满族古老生活的长者和说部传承人多已年逾古稀,体弱多病,渐渐失去记忆,有的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发掘其记忆宝库变溘然长逝时;当一些珍贵的满族史料和文字记载随着时间的流逝被遗忘和破坏时,他万分着急,深感“抢救”二字的重要。他提出“以文化抢救为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组织科研人员利用节假日时间到满族聚居地区深入普查,扩大线索,寻源探流,查访健在的熟悉往昔满族古老生活的长者和说部传承人,利用现代化手段,通过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方式采录留存。2007年春节期间,于鹏翔带领他的团队深入辽东的大山沟里进行满族文化抢救,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当时的环境用他的话说:“沟深得大车难到,山高得没有信号,被少得五人四套,厕脏得难以下脚,炕硬得难以睡觉。”这些并没有消磨掉于鹏翔的热情,反倒激起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斗志。于鹏翔就这样带领着团队走穷乡、入僻壤,吃粗粮、睡土炕,摸爬滚打,日以继夜,先后抢救了萨满文化、汉军旗香、满族皇家祭祖习俗、传统旗袍制作技艺、汉军旗人祭祖续谱、满族丧礼、民间巫俗、关东大鼓、柞蚕文化、吉林单鼓、满族民间歌曲等濒危文化遗产,录制长达400多小时的音像资料;抢救八旗谱牒近1200份,整理孤本书近200本;抢救东北皮影两箱,影辞68部280卷,抢救收集满族民俗文物5000余件;成功地组织了“满族旗袍”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为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萨满文化已成为满族文化研究中相对成熟的领域,如何进行学术拓展,是困扰该研究的主要问题。我认为在未来的萨满文化研究中,满族谱牒与满语将是拓展满族萨满文化研究的新钥匙。”——于鹏翔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87期发表的文章中谈到谱牒文化研究前景,满怀希望。

于鹏翔在追寻满族文化之根,致力于满语研究的同时,他发现满族谱牒与萨满文化关系密切,二者互为表里。一方面,满族萨满祭祀活动与满族民间祭祖续谱习俗密切相关。传统上,但凡萨满祭祀活动,大都与民间的晾谱祭祖、修续家谱活动同时进行;而萨满祭祀过程中的排神、请神、送神等环节,更是大多与寄托于家谱的祖先神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一些满族家谱对家族举行祭祀的时间、程序、仪式,祭祀使用的物品等都作了详细记载与规定,并绘有图示,这些也为满族民间萨满文化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于鹏翔非常重视民间满族谱牒的抢救、收集、保护与研究,他兴奋的发现,满语和满族谱牒是开启满族文化宝藏的新钥匙,进一步深化满族谱牒研究,必将推进满族萨满文化研究。他在吉林师范大学建立了专门收藏展示八旗谱牒的东北谱牒馆,并成立了东北谱牒研究中心,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一些民间人士主动与他联系,拿出过去秘而不宣的家谱供学术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于鹏翔的努力下,吉林师范大学已建成满族文化六馆五室十二个分支基地。其中“八旗谱牒馆”,为国内外首创。既实现了对民间八旗谱牒的有效抢救与保护,又开辟了八旗谱牒学研究的新方向,被国家社科专家誉为全国领先,认为这使开辟“八旗谱牒”学科成为了可能,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重大。如今,这些馆室迎接着八方来客,热闹异常,满族的民风民俗就此展现,一个学者对满族文化的热爱就此展现,一所地方高校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和对自身责任的认同就此展现。
       也许是他太敬业,忘记了自己的身体;也许是他太投入,透支了他的健康,2009年4月,于鹏翔被查出身患直肠癌并接受手术治疗,他的“钥匙”才刚刚找到,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可他的身体情况每况愈下,特别是自2011年5月病情复发以来,已经确诊为癌细胞三处扩散。他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进行疗养,他选择的不是温泉、不是海滩,是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农家小院儿内,他想安静的歇歇,就在他一生挚爱的满族文化保护神长白山的脚下!于鹏翔深深知道,他的身体已经不能够支持完成他挚爱的事业,满清文化研究还需后来人,还要“以人才培养为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培养满语方面的人才40多名,这对满语的抢救,对满语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人才保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能够像于鹏翔这样进行满语教学的也只不过10人左右。他毅然结束疗养回到工作岗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8次接受化疗期间,他依然带病领导学科项目论证工作。在无时不在的病痛的折磨中,2次中断治疗,3次参加为建立吉林师范大学“满族语言文化人才培养”项目答辩,项目最终成功入围教育部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之列。他鼓励他的学生和同事们,“我们的满语地名研究,从文献整理,到流变考证,一直到编纂满语地名大辞典,单单这一项工作,这辈子就干不完,何况还有那么多满族家谱、契约文书、皮影戏唱词都没有整理,好好做吧!我们开拓的是几辈子的事业!”

“我是个孤儿,是一个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苦孩子,是共产党拿钱供我读完了大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和我今天的成绩。我的一切是党的培养,是民盟组织的给养,是同志们的支持,是亲人照顾和鼓励。”——于鹏翔在病床上谈到对党和民盟组织的感情,满怀热爱。

于鹏翔是民盟吉林省委常委、四平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平市委主委,一名党外干部,确是由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他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把自己当作党的人、党的干部,真诚地热爱党。他凭着对党的忠心和对民盟事业的热心,在统一战线事业中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识大体,讲大局,经得起考验。他经常说,“不管是政治安排、还是实职安排都是党的安排,不管是党外干部、还是党内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多年来他撰写了20多件非常有价值的提案,均被省市有关部门采用。在他领导下的民盟四平市委围绕中心工作认真调研、建言献策,发挥民盟的优势,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他做到了“党派是我的家,我要管好家中的人、做好家中的事,让这个家像家”的承诺。
       于鹏翔终于倒下了,在研究满清文化的道路上,他的执着与精神成了又一个让人感动的传说,但他却留下了那把钥匙,打开了隐藏在长白碧水间那个巨大文化宝藏的大门。
        (于鹏翔,民盟吉林省委常委、四平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平市委主委,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满族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满族语言文化博士生导师于2013年4月15日因病逝世,享年60岁。)
 

责任编辑:田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