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的深意，我辈并不完全清楚，但知道在一些民盟盟员的眼中，费孝通先生，首先是作为一位特殊的民盟领导人，当然也公认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的学问所属学科类型，按照正式的说法是在中国多少年都不为凡人了解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时候就取消掉了社会学这个学科，1979年才开始逐步重建，重建至今也有三十年了），一位副厅级副市长，到21世纪，还曾认为社会学就是研究街道上老头老太这方面工作的。
        至于费孝通先生研究的学问有哪些具体内容，除了民盟内部政治宣传材料介绍的之外，盟员并不了解得更多。民盟内部政治宣传材料介绍的，多限于经济建设内容，如“乡镇企业”、“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 、“黄河上中游经济合作” 、“环渤海经济开发”等等，如此看来，费孝通先生应是经济学家才对，但似乎舆论界并没有这种说法。
        再说到费孝通的政治文化思想，更多被盟员所熟知的，仅仅是1989年提出的 “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的民盟工作方针，以及在退出民盟领导实职岗位之后才在民盟中宣传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1990年12月，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在东京召开“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为费孝通 80华诞贺寿。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进行演讲时，费老总结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 二条。对于前者，由于宣传之时费孝通先生正在民盟中央主席位置上，因此有大量的盟员们学习领会的报道，在民盟内部也就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于后者，在民盟内宣传之时因为与执政党关于“和谐社会” 理论的不谋而合，而“被介绍”，是故宣传力度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一些盟员认为费孝通先生是一位特殊的民盟领导人。他领导政党的方式，不是通常政治学里所介绍的政党建设惯用的路数，但因此极可能作为“现代中国政治学”需要探索总结的一个典型案例。费孝通先生的政治领导艺术，为基层盟员所迷茫，为民盟高级领导干部所赞许，这可是很值得研究的。绝大多数盟员没机会接触费孝通先生本人，只能通过民盟渠道通过已公布的费孝通先生的言论来了解他，怎样才能把握费孝通先生言论的深层思想核心呢？怎样才能知道费孝通政治艺术特点产生的由来呢？
       那么从费孝通的经历，可能会寻找出他政治艺术特点之所以产生的某些脉络。费孝通是1944年在昆明加入民主同盟的，可谓资格够老的，尤其在抗战结束前后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中他有瞩目的贡献。1957年因其具体的民盟活动和民盟观点定为右派（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是把学者个人的观点，提升为“民盟”怎么怎么啦），1959年摘了右派帽子，到1980年才平反（费孝通自己于2000年4月，在与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的谈话中说，“平反也很复杂，是说表现的好，不是说做错了”，这句话说的极富政治艺术感，要注意主谓宾语法结构的川剧式变化）。1987年-1996年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其成熟的政治艺术思想由此大放异彩。
        在民盟历史中，尤其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后的今天，民盟中央主席具有社会学学术背景的，惟费孝通一人。费孝通说过，“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不同的。社会活动家他们讲不出道理的”（与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的谈话）。所以，费孝通是能对中国社会现状讲出道理的一位政党领导人。
       费孝通第二次回国（第一次是从英国，第二次是从美国）后，作为云南大学的教授，面对国民党的专制，能对中国社会现状讲出道理的费孝通，有极大的勇气说出自己的政见，费孝通的政治艺术由此进入启蒙阶段。
 

勇敢的费孝通

        对于解放前的费孝通，费孝通自己说：“那时是我的社会活动，我的思想的高潮，是民主、人权”。“我那时(1945年)是知识分子的头头，经常发表政论。符合知识分子的心理，符合知识分子要求的水平，又要西方，又要中国，我两面都有了，所以那时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我当时是中国最好的columnist（专栏作家）”。勇敢的发表政见，是当时费孝通带来的一个公众形象。
       勇敢的面对真能杀人的枪弹，是当时费孝通带来的另一个公众形象。文献中常讲的一件事发生于1945年11月25日晚，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民主草坪一带参加六千余人与会的“反内战讲演”。当演讲轮到费孝通的时候，枪声响了。面对着专制者的残暴，费孝通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更为响亮的呼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勇敢而不失机谋，同样是当时费孝通带来的一个公众认识。事情发生在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暗杀后，黑名单上被注册的费孝通，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费孝通及其家人避到了美国领事馆。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勇敢的费孝通被逼最后在1946年底再次出走英国。
解放后的费孝通，他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不再需要用“勇敢”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说：“我的生命路线的选择，不是我选择的，是共产党决定的。（1949年1月）张东荪把我从清华大学引到西柏坡，1949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后来李维汉把我要去了，他是统战部的，他地位很高，在江西南昌起义时被称为‘罗迈’，他权力很大，总理下来就是他，他是总理的秘书长。我本来是文教委员会的委员，后把我调到民族委员会”。信任毛泽东的费孝通迅速完成了转型，成为积极改造思想，迅速融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性的学者。
 

理性的费孝通

        1949年1月中旬，张东荪、费孝通以及雷洁琼和严景耀一行四人从解放了的北平西郊出发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等同志共进晚餐后，毛泽东透彻地说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推心置腹地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的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道路”。学者费孝通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且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 　

        谢泳（曾对费孝通的一生有所研究）的文章“费孝通：1957年的一件小事” （2005年5月9日南方都市报）中提到，“虽然人们对费老晚年也有一些不同的评价，特别是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几位同罹‘右派’灾难的朋友间的分歧，一度曾让人们对他有一些看法。随着事实的呈现和相关档案的慢慢解密，历史总会有清晰的那一天”。

        和这些朋友产生分歧的原因，可能很多，而费孝通的政治理性，应该具有重要地位。不仅是在后来的八十年代，费孝通就是在五十年代也是富于理性（那时他才四十多岁）的。举个例子，1957年2月20日，《文汇报》发表了费孝通的《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他是这样阐述问题的：“我并不想再去讨论几年前大学里取消社会学系是否是正确的。我也并不想在社会学这个名词上来做文章。我觉得应当从当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上来提出这个问题” 。在列举了诸如“党与非党”、知识分子问题、人口问题之后，费孝通心平气和地说：“对于这些问题用科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比闭了眼睛说没有问题对我们有利。如果我这样说法是对的，自然要问，谁来研究，由党派和政府的干部拿出一部份力量来研究好呢，还是搞一批人出来专门做这些工作好呢？我想是专业来搞应当好些。搞得出一套学问来么？我认为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它的变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分析得出一些道理来，不就是学问么？至于这些学科称什么名称，那倒无关宏旨。如果大家觉得社会学三个字不讨厌，用这三个字也要得。如果很多人看了不舒服，想出个顺眼些的名字来，当然也好” 。怎么样？费孝通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为了信念在说服别人。

        已是47岁的他，1957年3月24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自己解释说，“我是主张慢慢改，要同马克思主义合流”。不过几个月的功夫，这二篇不温不火充斥理性的文章以及他的其他活动，竟然招来急风暴雨般的批判。费孝通的理性遇到了磨难。费孝通说“Malinowski当时的心情，可能跟我在一九五七年时候的想法有点类似，想凭借自己的知识去改造天下，像唐吉诃德”（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

        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了费孝通的《从实求知录》，其中有《经历•见解•反思》一文，文中说：“1957年，气氛突然改变。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我的大多数朋友和同事都起来批判和谴责我。……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没有这种经验。群众攻击！所有的脸都突然转过去，在一周之中！”，就在费孝通茫然若失之际，毛泽东再一次把他请进了中南海（建国后，毛泽东多次与费孝通交谈）。游泳池边，毛泽东谈起个人遭遇：“戴一戴右派帽子有什么关系，不要紧。我这个人戴过多少帽子呀，我可是一直在帽子底下做事情的”，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费孝通一眼，意味深长地说：“帽子戴上去怕什么，它会飞掉的” 。毛泽东说这番话是在1957年6月28日。费孝通听进了毛泽东的话。

        应该说，费孝通在1957年学到的知识太多了，太重要了。学者费孝通这一次他又进行转型了，开始着意丰富自己政治艺术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在《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中是这样解释这个词的：文化自觉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从个人扩大到自己所属的文化，从个人的学术发展扩大到一门学科的演变。学术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要了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费孝通开始彰显自己的艺术修养特征。

艺术的费孝通

        理性的费孝通一旦艺术起来，惊世骇俗。他在晚年所写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2003年10月）中，对“只能意会”和“讲不清楚的我”有大段精彩的阐述。以“只能意会”这个命题为例，他说“就是朋友之间、熟人之间、同一个亚文化群体成员之间，很多事情不用说出来，就自然理解、领悟，感觉上甚至比说出来还清楚”，“这种‘意会’，是人和人交往的一种重要的状态，实际上常常是决定性的状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实际上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 ‘意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而不是那些公开宣称的白纸黑字的明确界定的交流方式上”。集中了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民盟，为什么产生了“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这么通俗直白的政党工作方针或称之为政党政治纲领，是否由此可以让盟员们真正明白当时民盟中央主席的良苦用心了?

        费孝通在《暮年漫谈》中说：“表面上我们只看到了‘升级’以后的事物，其实下一层的‘性质’并没有被消灭，也就是基础退化了，表面上看不到了，但它并没有消失”，“从‘今天’是可以推测‘昨天’的”（没错，这里用的是推测）。在《进入21世纪时的回顾与前瞻》里，认为“文明进程是一个能去旧创新、有选择、新陈代谢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必然的，其中很妙的现象在于，一时认为没有用的文化，沉默一个时候又会出现，发扬起来，还很解决问题”。辩证法的艺术性毫无疑问是科学的真实表露。

        《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出版社，2005年11月）中有一篇“暮年漫谈”， 涉及1953年，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作序 ，由其夫人玛格丽特编辑的费孝通的《中国士绅》在英语世界出版。针对自己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提出过中国不光要有民权，还要有绅权（这里说的“士绅”，类似今天讲的不掌握政府公权的身处基层的中产阶级），后来没有继续进行中国绅权的研究，他说，“当时在美国有那么一些人就希望我鼓吹‘民主’，成为一个所谓的‘民主旗手’。可是，这时候中国的政治局面已经起了变化”。曾经救过费孝通的“美国人”，对费孝通是不是不得不产生了失望？一个著名的民盟成员，和民主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并不简单。

        费孝通在21世纪里依然谈民主，在《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中表示“我多年来也很关注我们国家‘草根民主’的进展”，他对社区居民之间的人文关系进行了分析，很可以借鉴为我们民盟政党建设提供理论依据，比如，“社区不可能像单位或家庭一样，因为没有那么直接的经济利益和血缘之类的纽带”，那么怎样体现社区的政治作用呢？“主要还是靠文化认同，在价值观、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找到同一种感觉，共同管起来”， 民盟目前的政党性质，以及政党内部管理方式，真的能从以上论述中获取提示。

        费孝通的女儿费宗惠说“我们认为，用父亲的三句话来概括他的一生，可能会比较恰当。第一句话是癸酉(1993)早春写的‘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这16个字可以说是父亲晚年对自己一生的事业、志向和理想的总结。第二句话是‘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这句话是他作为民盟中央主席，对广大盟员怎样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好工作提出的要求，其实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所作所为的概括，是父亲实现‘富民’理想的具体方法。第三句话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是1990年11月，父亲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研讨会’演讲时提出的。这16个字标志着父亲已经从对人的‘生态’的研究，转到对人的‘心态’的研究。这一转变，既适应‘人类不同文明如何和谐相处’这样一个当代重大课题，也反映了父亲自身心路历程的演变” 。如前所述，作者对费孝通的认识，三分有其二了，而且是在看到费宗惠这段话之前。
        我们民盟，是费孝通戴了六十年并走向人生终点的政党标识，民盟是否能和费孝通的亲人一样，真正了解他呢？他的著作浩繁，内容广博，智慧兼备，在他百岁诞辰的今天，生物学意义上的他不能复生，社会学意义上的他，留给今人很多。我们民盟没有把他作为精神领袖，他不是“教父”，可他的思想，将为民盟的存亡，留下足够的警示。（南京师范大学  余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