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可

　　张澜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卓越的领导人，也是中国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先驱者。他有着鲜明坚定的政治理想和立场，修身守操，德高望重，无论是盟内或友党同志，乃至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都对他怀有由衷的敬意。毛主席曾当面称许他说："表老（注：张澜字表方，人们尊称其"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胡耀邦同志对张澜先生曾做过这样的评价，他说，"我感到这位先生有两条是很值得佩服的，第一条，他有很高尚的精神，这就是他的顽强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条，他有一个很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

　　张澜先生逝世已有50年了，但他的崇高精神和品德，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实践所留下的宝贵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后来者认真学习、研究，并继续实践下去。

　　救国家，争民主，矢志不渝，做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挚友

　　同20世纪初期中国出现的一大批仁人志士一样，张澜先生一方面学习继承了华夏文化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努力寻求掌握一切新生、进步的知识，以求救国救民。他曾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曾参加四川的保路运动等爱国活动，同时致力于兴办教育，开启民智，推动进步，寻求铲除社会积弊、消除独裁统治、建设民主强国的道路。到三十年代中期，张澜先生凭借自己的精神、品德、学识、能力及长期的社会活动实践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同时，在对救国救民、争取民主的道理、方略的探求过程中，张澜先生也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救国强国、争取民主的政治主张有了一定的认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和重建四川党组织，领导全川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张澜先生在四川声望很高，且在政治上开明进步，他的不少学生和属下在各地各界任有职务，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也很诚恳地希望通过加强同他的合作更有力地推动全川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此，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与张澜的联系。

　　1937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期间，周恩来与张澜进行了恳谈，他希望张澜在西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广为团结西南军政界、文教界、实业界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下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告诉张澜中共将在西南地区开展活动，希望他协助。张澜十分赞同中共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即表示竭诚接受和欢迎。会议一结束，他立刻回到重庆，在鲜英（民盟盟员）的住宅"特园"，邀请了地方上颇有影响的各方面人士，告诉大家："由于国难严重，将有大批爱国志士进川，我们应尽地主之谊，妥善解决他们所遇的困难。"一些知名人士接受了张澜的意见，作了诚恳表示。"特园"也从此成为了中共和民主人士聚会之地，后来董必武以"民主之家"称号相赠。张澜不仅利用自己在四川的影响协助中共广泛团结各方力量，壮大统一战线，配合中共对统一战线中的妥协投降和分裂活动进行斗争，而且还尽可能地为中共党组织的发展提供帮助。特别是南充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是与张澜的支持掩护分不开的。而在与中共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合作中，张澜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坚持抗战、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开始认识到，要救亡图存，只有依靠人民、依靠中国共产党。

　　张澜先生接受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就坚决拥护和忠实于它。他积极支持中共开展抗战工作，对于国民党蒋介石不断制造反共事件非常气愤，挺身相抗。当他得悉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反共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时，便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大好事，为啥子要反它？恨它？还成立啥子防共委员会。如真要抗日，就不能反共啊！"张澜先生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以对国家民族高度负责精神致力于抗日救亡大业，在历次参政会上他都与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及爱国人士取一致态度，敢于直言，痛切时弊，并且对中共方面提出的意见和主张给予支持和配合，成为中共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和支持者。1944年，张澜积极响应中共代表团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在成都华西坝五大学十二学生团体召开的"国事座谈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腐败，要求实行民主、建立联合政府，号召青年们奋起救国。他又在成都光华大学等几所大学的学生中讲演，使广大青年为之振奋，他的演说受到周恩来高度评价。张澜先生以充分运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推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发挥了独特作用。

　　作为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的先驱者，随着与中共合作时间的长久、关系的深入，张澜先生对共产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与中共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实际上长久以来，他一直接受着共产党的影响。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乃至亲属子女中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早年，他与中共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交往密切；朱德、罗瑞卿曾是他的学生，对他十分敬重；陈毅、吴玉恒与他结有情谊；董必武、周恩来等更是与他有过真诚的合作……在这些共产党人身上，他不仅看到了救国、进步的真理和希望，还感受到了他们的伟人品格的魅力。而他们对他的爱国热忱以及德高望重的操守风范，也十分钦敬。同道相谋，同气相求，工作之外，他与中共的许多领袖人物都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而其间最为人称道、传颂的就是张澜同毛泽东成为肝胆相照的朋友这一段历史佳话。

　　毛泽东亲赴重庆进行谈判，张澜前往机场迎送。谈判期间，他们有过数次见面和交往，张澜深为中共的政治理想、为中共的领袖人物的胸襟魄力所感召，他对毛泽东说："毛先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不顾个人安危飞抵重庆，奔走和平，实为澜敬佩。"毛泽东三访"特园"与张澜和民盟领导人会晤，共商国是。与毛泽东几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使张澜对中国的政局有了更深刻透彻的认识，倾心支持中共的和平主张。他向毛泽东进言："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为防止蒋介石玩弄边谈边打欺骗世人的两面手法，张澜毅然建议，应使国共谈判内容公诸于世，以正世听，并与毛泽东商定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公开信。对此，毛泽东当面赞誉张澜先生"老成谋国"。毛泽东向张澜介绍国共和谈进展情况，还就与国共谈判相关的问题与他进行长时间密谈，共同商讨西南大后方问题，民盟与中共配合的问题，并特别谈到"内战不可避免，四川怎么办"的问题，希望张澜以其威望影响四川地方实力派与中共通力合作，张澜欣然接受。在送别毛泽东飞返延安时，张澜情深意切地说："日后中国实现民主了，我到延安去看望你们！"毛泽东则热情地答道："欢迎，欢迎！我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你。"

　　作为民盟的领导人，张澜先生在担任民盟主席时，以自己的政治活动实践，在与中共自觉保持一致、密切民盟与中共的合作方面，为大家做出了榜样。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他都能以鲜明、坚定的识见和胆略带领民盟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一边，合力推动历史前进。

　　1946年1月，张澜先生作为民盟的首席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会前，张澜和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各自的党派商定：中共和民盟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须事先彼此协商，采取一致步调。整个会议期间，张澜坚持同周恩来商定的这一原则立场，与中共代表互相配合，共同斗争，开创了中共与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政协决议，准备发动内战。张澜先生极为愤慨，他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统治，坚守政协决议，坚定地与中共代表保持一致。同年11月，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并拉拢民盟参加，企图孤立中共。在这关键时刻，民盟内部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对此，周恩来到南京民盟总部建议，应向主席张澜请示。当时张澜因病在重庆休养，民盟总部当即要通电话向他请示。张澜接此电话后首先大声重复三遍说："参加不得呀！"接着又叮咛道："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以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在电话旁等候的周恩来听了张澜这一锤定音的指示，才放心离去。当日下午和晚上，张澜又两次打电话到南京叮嘱："民盟决不能参加国大！"三年后，当张澜前往北京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时，周恩来热情地迎接了他，并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向他描述了自己当年在民盟南京总部电话机旁听到张澜坚决反对民盟参加国大那剀切洪亮的叮嘱时大感欣慰的心情。民盟拥护张澜指示拒不参加国大，从而保持了民盟在政治上的纯洁性。它的意义正如后来陈毅同志在民盟上海市委举行的张澜主席追悼会上谈到张澜坚持进步的立场时分析的：就党派关系说，这是保持了和共产党的紧密团结；就阶级观点说，是保持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系，这些都保证和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巩固。张澜先生在关键时刻能够保持政治大节，坚持同中共风雨同舟，做中共可信赖的朋友，为民盟与中共合作的历史记录了光彩的一笔，更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先生仍继续担任民盟的重要领导职务。他要求并带领民盟组织坚决接受中共的领导，与中共亲密合作，做中国共产党可贵的挚友和诤友。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第一，我们要学习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对人民的严肃态度，勇于正视现实的光明磊落品质。第二，我们居于朋友地位的应该反省：我们够不够作一个好朋友？我们的思想意识与作风能否与这位朋友相配合？换言之，我们尽了朋友的义务与责任没有？张澜先生这意味深长的发问，无疑是对每个民盟成员时时警醒自己工作的一个告诫。而他自己就有着敢做诤友，敢谏诤言的政治品格。在1953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当梁漱溟因农民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争执并顶撞了毛泽东，毛泽东怒斥梁"反动透顶"时，在批判梁的会上，张澜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他是始终保持沉默，一言不发的少数人之一。会后，他与李济深联名上书毛泽东，首先批评了梁的傲慢，同时也对毛泽东的不冷静和怒斥梁的过激之词予以婉言劝告。在当时，能够这样秉持公正，仗义执言，犯颜直谏，其正直和勇气令人钦敬。1951年，中共建党30周年，也是民盟成立10周年，张澜在纪念活动中结合民盟的历史指出："中国民主同盟只有10年历史。在这10年的革命运动中，倘使我们没有得到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我们也决不能保证我们不走上错路。"这是他领导民盟工作，与中共合作共事的经验之谈，更是民盟同志应当永远记取的箴言。

　　秉正气，守廉洁，终身不改，做爱民奉公与日俱进的典范

　　张澜先生是贫寒农家的子弟，他的父亲一生清贫俭朴，仗义疏才，经常给子女讲祖宗遗德，讲贤官良者的廉洁自守和为民者的节约俭朴的美德，并告诫子女切记"人虽贫贱，善当为，恶不可为也"的做人原则。他的母亲常把节省的钱粮接济穷人。在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时，因救济贫困而负债，他的母亲得知后，将祖上留下的产业出售还债。父母的优良品德对张澜的影响很大，正如他所说："澜居官之不敢贪污，能自立于世不为夸毗者，实先考妣德行之所陶成。"在后来的为官从政，投身政治活动的生涯中，他一直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百姓的福祉安危挂在心上。这种"爱民"、"恤民"的思想情感在他的诗文中常有表现。无论何时何地，不论担任什么职务，他的行为抉择，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基本准则的。他曾做过川北宣慰使、嘉陵道尹、四川省长；当过国会议员、国民参政员；担任民盟主席……在任这些高官重吏时，他都心系百姓，在为民救国的奋斗中奔走呼号。他能于危难之际出任民盟主席，就是因为他可以不受任何党派、集团利益的制约，坚持政党的利益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人民的最大利益。他也因此而受到众人的拥护，赢得了威望，这一职位，他一直担任到去世，长达14年。其间，他带领和团结民盟的同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他的民本思想，他的领导者风范，感动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人，我们追怀他，讲述他，更能体会这其中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意义。

　　张澜先生具有高尚的政治节操和一身的浩然正气。他立身行事常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自励勉人。他在关键时刻能够表现出无私无畏的精神，不向强权低头，不惧威逼利诱。政治上特立独行，有自己的立场、人格、气节，绝不攀附任何权贵。抗战时期，他担任建华中学校长时，学校讯育主任在纪念周会上给学生讲话提到"蒋委员长"时，学生马上变稍息为立正。张澜怒斥道："你们在做什么？提到中华民国不立正，提到中华民族不立正，真是岂有此理！"师生听后都对他肃然起敬。张澜先生无私无畏，刚正不阿，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无所畏惧。当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杀害后，他不顾个人安危，扶病出席李、闻烈士追悼会，义正言辞地谴责国民党镇压民主、摧残民主的丑恶行径，大义凛然地表示：本人步两先生后尘，为中国的民主和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会后，他被特务击伤，当同志们向他表示慰问时，他坚定地说，"为了争取国内民主团结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一派凛然正气。1948年，他在上海困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中，虽处境险恶，仍积极筹措经费，全力支持民盟在香港的活动，配合民盟上海地下支部开展活动，布置四川民盟组织密切配合中共的地下斗争，积极营救被捕盟员……表现出顽强的斗志和不屈的精神。后国民党要他出面调解国共之战，他断然拒绝，因此被特务软禁险遭毒手，幸被中共地下组织营救才得逃生。

　　张澜先生身居高位而志行高洁，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廉洁自律的轶事。他在旧社会曾做过四川省长，但他的夫人照旧在乡间住茅屋、务农。他在成都、重庆任职期间都无房产，所得薪俸大都捐助公益事业或资助困难的朋友。恬淡寡欲、自奉节俭是张澜先生一贯的生活作风，更是中华传统美德在他身上的延伸和发扬。这种清廉高洁的行为使他赢得了"川北圣人"和"布衣省长"的美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加紧对民盟的迫害，一些民盟干部已经转移香港，张澜先生因病缠身留在上海，当时物价飞涨，生活拮据，冬天没有御寒的棉衣，还是靠家人从老家送来的旧棉袄过冬。张澜此时手中就掌握着一笔向龙云、刘文辉等人筹集来的钱款，这笔钱款只准他一人支配使用，但他却未挪动分文，而是用于支援民盟在香港的活动，直到解放，张澜先生又把余款带到北京，如数交给民盟。解放后，张澜先生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居高位，仍清廉为官。当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发给每位党外知名人士每月200元特别费。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登门探望告知此事时，张澜先生说："我已是国家干部了，不能再增加国家负担。"李部长劝说："表老，天下之大老也！还得请表老接受。"李部长引经据典，说得他掀髯大笑，但对这项特别费他仍执意分文不取，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只好将这笔款按月存入银行。1955年2月张澜先生病逝，这部分钱又全部归还国家。张澜先生居富贵而不图富贵，居贫贱而恪守贫贱，他崇尚节俭，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他清廉自持，纤尘不染的道德风范，正是今天我们国家干部所应提倡和学习的。

　　张澜先生极为注重自省修身。他为自己定下了"四勉一戒"的座右铭，即：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他一生恪守"宽容、忍耐、坚定、明达"的待人立身的原则，对人民、对朋友、对同志仁爱宽容，敦厚无私，胸怀坦荡，平易近人。

　　张澜先生一生历经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几个时期，亲历了变法维新、辛亥革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变革。但他从不抱守残缺，始终力图进步革新。在中央人民政府为他举行的八旬祝寿会上他曾坦言："十八岁的青年应该说学到老，我这个八十岁的老人今天是老要学。"这便是毛主席所赞誉他的"与日俱进"精神。

　　50年过去了，社会和时代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张澜先生始终如一拥护中国共产党，与之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进步政治追求和立场，他所保有的廉洁奉公、守德而又图新的崇高精神、品格，确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