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修平

 2002年5月，费老在浙江宁波海曙社区植树

　  4月24日，我在由石家庄赴保定途中，突然接到费老家人打来电话，告知费老病情危急，令我且惊且悲，焦心如焚，当即决定尽快回京。没有想到，当晚就接到费老辞世的噩耗。我彻夜未眠，思绪万千。第二天中午，即提早返京，直奔费老的寓所。我怀着悲痛的心情站在费老的灵前，面对他慈祥的遗像，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着：费老，我们永远怀念您。

    我与费老相识于1957年春，时值民盟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我作为福建省的代表与会。这时，费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成为人们热论的话题。这位英气勃发、才华横溢的学者，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鼓励知识分子进一步发挥积极性，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深得周恩来总理的称赞。不料当年夏天政治风云突变，在反右运动中他和五十多万知识分子先后被打成为"右派"，我也在劫难逃。从此，费孝通的名字在政治舞台和学术界中消失了。此后，几十年风风雨雨，虽无联系，但我一直挂念着他。因为从1947年我参加民盟后，阅读过他的许多文章、著述，一直敬仰他的学识才智，也一直受他的道德文章影响。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费老恢复了名誉。在古稀之年，他开始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在政治上也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他为重建中国现代社会学和探索富民强国之路，开始"行行重行行"。他担任了民盟中央领导职务，十分忙碌，我也投身福建民盟工作，每次来京都到中央民族学院宿舍看望他，常就民盟的工作问题与他联系向他请教。1981年2月，我来京约请费老到福建讲学、考察。他由老伴孟吟陪同，先后访问了福州、泉州、厦门三市，在福州、厦门作了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学研究》的报告。他在这一报告中，已经开始涉及到了后来形成广泛共识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概念。他说："我们所要走的应当是一条独立自主的、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的、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他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首先从人口众多这个实际出发，即必须在10亿人口、8亿农民这个基础上来设计我们现代化的具体计划。当时还举行了5次座谈会，场场爆满。我全程陪同了费老在福建各地的讲学、考察活动，他谈古论今，渊博的学识给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福建的学术气氛进一步活跃起来，并为促进统战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和侨务政策的落实做了许多工作，对推动福建的"四化"建设、扩大民盟的影响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回到北京后写信给我说，"福建之行非常愉快，阿婆（费老的夫人）的精神好多了"，令我很感欣慰。

    民盟作为文教、科技界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参政党，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并以此作为参政议政的重要内容。80年代初，民盟对教育问题的研究日趋活跃。在费老的倡导下，不仅在高教问题方面进行了积极研讨，而且在基础教育问题上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天津、上海、福建民盟组织加强合作，就城市中学教育问题进行了调研。1985年1月，由民盟津、沪、闽组织发起的包括江苏、广东、四川、陕西、甘肃、辽宁等省代表参加的"民盟九省市普通教育研讨会"在福建漳州召开。费老代表民盟中央出席研讨会。他从北京乘飞机到达厦门，我与福建的同志去迎接他。费老一走下飞机便对我们说："我是来提货的。"意思是要从漳州会议上听取意见，总结经验。会议期间，费老除了参加讨论，听取大家意见外，还认真研究各地提供的材料，就相关问题与有关同志深入交谈。最后两天他身体不适，发烧，但仍不肯离会，坚持等待会议研究出的成果。经过5个日夜的努力，我们根据代表的意见，集思广益，四易其稿，完成了《关于城市普通教育改革的几点建议》的起草工作。当我把《建议》和其他有关资料送给费老后，他即抱病从漳州乘车去厦门转乘飞机返京。他要我通知民盟中央派人到机场接他"带回来的货"。当费老到达北京时，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叶笃义早已在机场等候"接货"。费老返京后，民盟中央执行局连续几天对"漳州会议"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的讨论。1985年1月15日上午，费老满怀对加快我国教育改革的信心和期望，代表民盟中央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连同经过民盟中央主席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城市普通教育改革的几点建议》一起送进了中南海。他在信中反映了教育界"人心思改"的迫切要求，呼吁"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要"大造舆论，促使全社会都建立起尊重知识、尊重教师的优良风气"，要求"采取富有震动性的措施一新耳目，使教师恢复信心，树立光荣感"，并提出若干具体建议。费老是1月12日回到北京的，他不顾连日劳碌身体不适，又亲自操作，在三天内就将此事报送中共中央，他对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责任感、紧迫感，令人感佩。

    1986年，我调到民盟中央，在费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始终把费老看作是自己的师长，经常向他请教，也得到他许多语重心长的教诲，这对我后半生的生活、工作、思想都有很大的教益。他结合自己几十年与中共合作共事的经验，总结近代以来我国政治历史演变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经验，一再强调应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他还以下围棋为例说："这个制度有两个'眼'，一个是领导，一个是合作。"我们经常在一起谈民盟工作，会上、会下的交流很多，使我获益匪浅。在探讨民盟作为参政党，如何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时，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建设四化就是最大的政治，民盟要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盟内拥有相当丰富的智力资源，把这些智力资源和积极性调动起来，是可以为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了民盟工作要努力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口号。还明确指出："参政议政不是空谈，而是通过我们参加实际的工作，来发表我们的政治见解、意见和建议。我们是和共产党唱一台戏，一台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的戏。……通过做好事，做实事，我们才是真正参加到政治工作中去。"对此，他率先身体力行，每年用大量的时间在基层作实地调查。我陪同他去过许多地方，越是穷地方他就越是要去，而且不止一次地去。通过调查积累资料，在掌握实际情况、经过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为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提出重要建议。他把这样的工作叫做"国是咨询"，以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作用。实践证明，在他的推动下，民盟在新时期的工作探索了新思路、新途径，开创了工作新局面。

    "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费老无论是作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还是政党领袖人物；也不管是进行学术研究，还是参政议政，他都抱着这样的宗旨。他特别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能够从群众中汲取智慧，从实践中获得发言权。我最后一次陪同费老出行是2002年5月去宁波进行社区建设的考察。他在认真听取宁波市领导介绍社区建设情况后说，社区建设要发扬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要做到便民利民，以服务为主。他还深入社区，与居委会干部和居民亲切交谈，了解情况。当时，他已92岁高龄，还在当地参加植树。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为人，他都堪为师表，在与他相处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他常说民盟成员应当体现的特点是：有爱国的精神，切实的知识，正派的作风。多少年来，我是听着这些话走过来的。

    连日来，想到费老的离去，悲恸不已。独坐家中，望着墙上挂着他题赠给我的七言长诗《武夷曲》的手迹，往事历历在目。这首诗作于1984年底，当时我陪费老到福建武夷山考察，同游九曲，在返程的火车上他即兴赋诗后，挥笔书赠于我。20多年过去了，从福建到北京，费老这幅墨宝一直挂在我的客厅里。这首咏颂山川壮景的诗中也蕴含着费老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悟。诗中有"人生难比九曲险，眼望东去筏向西"、"笑我此生真短促，白发垂年犹栖栖"等句，多年来这些诗句时常唤起我的深思。费老离开了我们，而他的学识、智慧、气度与魄力所形成的政治魅力，都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周围的同志和后来人，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与费老相识相知数十载，无论于公于私，论事业谈德操，费老都令我无限崇敬。这篇短文，难以表达我的无尽哀思。

    我还在心里说：费老，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