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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我不喜欢看到亲人弥留时的情景，所以当我走进病房来到孝通叔叔病榻前的时候，就悄悄躲到众人的后面，不敢正眼去看他那略显浮肿、已经失去了生气的面孔，我怕叔叔令我心碎的形象会留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我心里的叔叔，永远是那样朝气蓬勃、神采奕奕，那么慈祥、随和又透着坚毅和顽强。

　　叔叔一生坎坷，但从不怨天尤人。1980年当他重新获得为国家服务的机会时，就毫不犹豫地全身心投入到他所承担的各项工作中。那时他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叔叔说，他口袋里只有十块钱（他预计自己还能工作10年）了，不能随便零星地买花生米吃，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这件心爱的东西就是祖国强盛，百姓富裕。同时他也明白这一生中自己能主动掌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分秒必争，一年当作两年用。他开始"行行重行行"，每年用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下农村，访城镇，一路奔波，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出主意、想办法。他走一趟，写一篇，著书立说，写下数百万文字。他说，这些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备受鼓舞，也是他学术上的第二个丰收期。

　　1991年，叔叔把他70岁到80岁这10年里所发表的，与乡镇发展有关的主要文章结集成《行行重行行》这本书，可以说这本书，记录了叔叔为遭受十年浩劫的我国农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他说：70岁的时候我还不服老，能到处跑，真的是"不知老之将至"。可是岁月不饶人，现在进入80岁，我感觉到"老"了，做事力不从心，许多事要靠别人帮忙了。

　　1999年春节前，我去看望叔叔，他对我说：按旧历的算法，过了节我就90岁了，老实说，我心里有点"害怕"，毕竟年纪大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但是想做的事情还不少，怕来不及啊。 2000年，叔叔90岁了，我开始听到他抱怨自己的身体状况：眼力退步得利害，看书很吃力、听力也下降了，要大声讲话他才听得见、身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然而抱怨得最多的是感觉腿力不济，走不动路，不好下乡搞调查了……

　　这年春节，我和姐姐一家去拜年。来到书房，我们祝贺他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叔叔抱拳拱手连连称谢。坐定后，他问我们街上热闹不热闹？我说比往年热闹一些，可能是政府努力恢复过去的一些传统庆祝形式吸引了老百姓吧。大概是"传统形式"这四个字，勾起了叔叔的回忆，说他小时候最高兴过春节，不用上学，可以尽情地玩，又有好东西吃，小孩们还要轮流到挂着祖宗画像的厅堂里，磕头拜祖宗。这个血缘关系和"家"，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你们今天就不会到我这里来。再看看城里做工的打工仔，他们在农村有个家，如果在城里发生问题，没活干了，他们有退路，可以回家，这个家就是他们的"保险公司"……三句话不离本行，叔叔又聊起"社会学"。他的脑子一刻也离不开他的"学术"。他又对我们说，最近有人建议他写自传，可是他认为，他这一生写下的文章就是"自传"，不必再写了。他打算花时间写些总结性的、在学术上有点份量的东西。

　　看得出，叔叔的思维仍然十分活跃、清晰。近年来，他还在不断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指导学生进行城市社区建设的研究；担任《保护、开发和利用西部人文资源，再创西部灿烂文化艺术》课题的学术指导；提出召开"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建议等等。2001年11月，我拿了编好的《费孝通文集》第15卷的稿子给叔叔审定，退稿时，他要我们把他90岁以后写的文章，用"九十新语"这样一句话同前面的文章区分开来。于是，我们在第15卷125页加了有这句话的插页。现在回头体会叔叔的这句话，觉得他是在激励自己，要从90岁开始，再冲上一个台阶，写出有新意的、总结性的、在学术上有点份量的文章。如今当我翻开《文集》，在"九十新语"之后看到有《补课札记》、《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家乡小城镇大发展的二十年》、《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等十多篇这样带有"总结性的、在学术上有点份量的文章"。叔叔一直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2003年2月的一天，我去看望叔叔，一进门小妹（叔叔的女儿）对我说，老先生这几天老在看书，不爱动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你去跟他聊聊天，帮他换换"频道"。我来到书房，见叔叔坐在书桌前看书，我走到他对面说了一声："五叔我来了。"叔叔有这样一个本领，在他看书或写文章的时候，不管身边有什么人走动、说话甚至吵闹，他都会"旁若无人"不受影响。所以我打招呼以后，他才放下书，摘下眼镜，从桌上拿起另一副眼镜戴上，对我说："真麻烦，看东西用一副眼镜，平时又要戴另一副。近来精神也不行了，一天只能看四五个钟头，这样一本书要看好几天。"

　　"你在看什么书？"我问。

　　"钱穆的《国史新论》。"叔叔指了指那本大约有三四百页的书说，"里面写的好多东西过去我都不知道啊。现在年轻人关于中国历史知道得更少了。"

　　"是的，"我说，"我的历史知识就少得可怜。"

　　"历史给我们留下很多好东西啊，丢掉了可惜。年轻人要多懂得一些才好。"

　　我说："可是现在的学生要学的知识太多了，眼前新出现的东西都学不过来，比如当前流行的什么'数字化'，我连最基本的道理都搞不懂。""我也不懂。"叔叔说。

　　"又比如，现在中国人学英文成风，不仅小学、中学要学，甚至幼儿园都开英语班。有报纸报道，有一家人把孩子送到双语教育的幼儿园里，结果孩子会说英国话了，但中国话却说得不利落了，搞得家长不知如何是好。不知道有人算过这笔账没有，一个孩子从上学到工作，学外文花了多少时间，而这些学生工作以后又有多少人真正用上外文？我想用上的人比例不会多。所以应该把一部分学外文的时间用来提高中文水平作用更大。现在文章写得好的学生不多，甚至一些研究生、博士生的中文写得都疙疙瘩瘩让人看了不之所云。其实，一个人当他觉得外文有用的时候，他就会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去学，这时候他学习外文的效率，比他在学校里绞尽脑汁背单词的时候不知道要高多少倍。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叔叔饶有兴趣地听我发了一通"谬论"后说："你讲的这些，实际上就是在当今的时代里，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学校又该教些什么的问题。"接着我换了个话题，指着那本《国史新论》问："你看这些书时脑子里想什么？"

　　"还是那些问题。"叔叔回答说，"就是人类怎样找到一个和平相处的办法，这是人类共同的课题。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知道自己的未来，看得到将来可能会什么样。改善人类同大自然的关系，这是一场大革命，如果找不到这条道路，人类就会毁灭。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人们还没有找到能够同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虽然大家都认识到了需要这样做。现在是达到了第一步--人们有这个要求了；第二步就是大家共同来找出办法，我想这个办法应该是可以找到的。经济全球化以后，人文也要全球化，这是最大的问题。这是人类必须做的事情，要不然人类就会走向毁灭！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早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

　　我插话说："说到人类毁灭，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壮大、衰落直至灭亡的过程。如果这是规律的话，人类也逃不过去。"

　　五叔笑笑说："有人这样说。"

　　时间在这样东拉西扯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小妹端了一碗粥、一碟菜、一小块蛋糕进来。该吃晚饭了。我起身告辞，算是完成了给老先生"换频道"的任务。

　　这一年，叔叔的精神明显不如以前了，但是他仍然没有停下"行行重行行"的脚步。

　　2003年3月，他在北京参加了中国高校校友海外联谊会主办的"费孝通教育基金"成立大会后，即赴家乡吴江和南京考察城镇化建设发展情况。

　　6月赴上海参加"世博会与上海城市文化精神"座谈会，提交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回顾和前瞻》的书面发言。6月30日、7月7日、11日、14日、18日、21日，连续6次，每次两个小时，叔叔以漫谈的形式向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部分学生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片段经历，谈话的内容由先生自定，听课时学生们可以随时提问，发表意见，也可以出题目，请先生讲解。叔叔从童年生活讲起，表明自己的家庭背景；回忆了上学时种种难忘的情节，以及抗日时期艰苦而充实的生活；表达了对三位外国老师的深情厚谊；道出了解放初期搞民族识别工作时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最后讲了应该怎样对待"历史"。他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大家加强历史意识（不仅仅是知识），使我们在看待眼前事物时，能联系上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我们不能丢掉历史，当然也不盲从历史。我认为不懂得历史就不会懂得文化。我寄望于年轻人。叔叔似乎意犹未尽，他答应学生们，关于"历史"这个题目，这次只是开个头，以后有时间再讲。

　　7月底，叔叔访问了大庆，访问期间，他参观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倾听铁人生前讲话录音，并在铁人40多年前打的第一口油井前拍照留念。在与大庆市的同志们座谈时，他听说当前大庆市面临石油资源即将枯竭，原油产量正以每年200万吨左右的速度递减，而大庆市除了石油产业之外，替代产业还没有形成；此外又因为采油，致使大庆市周边大片土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状况大大制约了大庆市的持续发展。叔叔心里很着急，他认为，解决好大庆市发展后劲，事关重大！回京后，他立即向中央有关领导提出了《对于大庆市利用俄罗斯原油发展化工产业的建议》和《对于加强大庆市地质灾害治理的建议》。

　　8月，赴山西太原参加"晋阳文化与民族精神"座谈会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暑期论坛工作座谈会；8月底9月初，叔叔第7次访问甘肃定西，回京后写了《又一次访问定西》；访问西安，参观杨凌农业高科技示范区。

　　9月，赴广州、东莞、深圳，了解"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正式签署后，广东省在推动泛珠江三角洲"9＋2"计划的实施情况。叔叔认为，香港和内地的这个"关系"，是两地，加上澳门的合伙、结义，就像"桃园三结义"那样。"关系"允许外商通过一些变通的办法将产品运到大陆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欢迎、鼓励外国到香港投资。这样做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可以繁荣香港经济，大陆也能从中得到好处；可以更深、更广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之中，争取到更长一段和平发展时间。坏处是中国可能变成一个世界的加工厂，自主权减弱，但可以想办法把它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政治上看，这是一国两制的具体体现，也必然会推进大陆的民主化进程。民主党派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有所作为。

　　11月，叔叔获首届江苏省小城镇建设与研究终身成就奖；在南京召开的"《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二十周年座谈会暨颁奖仪式"上，他作了题为《我的思路框架》的书面发言。

　　12月，在京参加"纪念费孝通教授《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20周年"座谈会。会上，叔叔只讲了几分钟话，就请助手潘乃谷教授代为宣读题为《再谈从小城镇到区域经济》的书面发言。

　　这次座谈会是叔叔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会后，叔叔身体更虚弱了，晚上经常出现低烧。我知道叔叔是最不乐意住医院的，他说过，医院里的氛围使他觉得很不舒服，医生、护士的白大褂，床边挂着的输液瓶子，一切都在提醒自己是个"病人"，搞得人精神很紧张。

　　12月28日，叔叔因为发烧不得不住进医院，当晚病情变得严重起来，高烧40.3度，白血球高达11000，心跳100多次，因为呼吸困难，用上了呼吸机。可是经过医护人员十来天的精心治疗，叔叔的病情很快有了好转，医生们说费老创造了一个"奇迹"。叔叔精神好多了，思路清晰，话也多起来，不时向身边的人询问发病的原因，还要小妹读报给他听，有时还要坐起来看看电视新闻。

　　看到叔叔恢复得快，我们心里非常高兴，盼望着他尽早出院回家。一次我去医院探视。他躺在床上，当我来到床边，叔叔和我握了手，然后问我有什么新闻。我说这几天大家都关心台湾的选举，陈水扁能不能连任。他点点头说："这要看美国的态度。"我看他精神挺好，就问他："你这次生病，是不是又想了很多新问题？"他回答："多得很。"叔叔怕我听不清，做了个写字的手势，我把一沓纸和笔递到他手里，他躺在床上写了"多得很"三个字。我又问："现在你一定很苦恼，因为有很多想法不能表达出来。"他写了"是"。我凑到他耳边大声地说："不要紧，等你养好了身体，把想法讲给我听，我再帮你整理出来。"他摸索着写下"不可能了"四个字。我默默地看着这四个字，无话可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出医院大门，蓦地想起1999年春节前叔叔说的话--从我的现状来看，估计再干5年不大成问题--算来从那时起到住进医院，不恰好过了5年吗。一阵悲哀袭上我的心头，莫非叔叔这些年来，忍着身躯上的苦痛，仍然南北穿梭、东西奔走，不肯停下"行行重行行"的脚步，是因为预感到自己即将抵达旅程的终点而发起了最后冲刺。

　　此后，叔叔的病情时好时坏，最终没能出院回家。2005年4月24日，他终于放下手边的工作，永远地走了。

　　可是在我心里，叔叔只不过是出趟远门，是到很远的地方去考察，他没有离开我。我还等着听他继续讲"关于'历史'这个题目"的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