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

    曾有不少人问我，贯穿你一生的信念是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也有人会问我，你的专业是什么？我同样告诉他们说，我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最大的专业。

    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这是多少年来无数的爱国知识分子恪守的人生信念。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宝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优秀的精神食粮，一直激励着爱国的仁人志士们，为民族之兴旺、国家之振兴而抗争，我也始终不渝地按照“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祖国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这些朴素而崇高的理念去思考和实践，因为我的伟大祖国和人民给我以巨大动力，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给我信任，给了我施展才能的空间，使我报国有门。

    看着一批批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年轻学子，满怀着美好的期望和憧憬，肩负着师长的嘱托，承载着国家与社会赋予的责任，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我甚感欣慰。细算起来，今年是我大学毕业整整七十年，而从海外学成回到祖国，也要将近六十年了。

    回首自己漫漫人生路和成长经历，我感慨万千，写下以下这些文字，或许对青年朋友们有所裨益。

    一、出身清寒 安贫乐学

    我于1913年10月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的一个小村庄———七房桥。祖父和父、叔都是勤奋而清苦的乡村教师，我幼年就深知生活的贫困艰辛。我在进大学前从未穿过新衣袜。为了糊口生活，我们小辈争着帮助家里干各种能添补家用或助餐的活计。由于卫生条件差，幼年的我曾患过多种疾病，以至于留下了发育不良的瘦弱体格。记得我19岁进入清华大学时，马约翰教授为我进行体格检查量身高，喊着说：“Out of scale”。后来他告诉我，我是清华大学多少年来惟一的一个在标杆刻度一米五以下的新生。

    每逢假期，父、叔四人经常打围棋擂台，我热诚观战，并学着摆棋谱。晚上，他们用琵琶、笙、箫、笛、二胡合奏一出小型音乐会，我也随乐击节、陶醉其中。夏天的晒书和收书活动，我更是积极的参与者。这些活动增长了我对祖国浩瀚文化的敬仰。父、叔们对中国文化、历史等的深厚造诣也影响了我。我从《水浒传》开始，饶有兴趣地阅读中国演义小说，进而阅读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以及中国古代笔记杂文。我就在琴棋书画的优秀华夏文化环境中得到陶冶。清寒但融乐的家庭环境，长辈的楷模示范，启迪着我要懂得刻苦自励，洁身自好，胸怀坦荡，积极求知，安贫正派。

    七房桥旧宅被焚后，全家借住荡口镇。我5岁入学后，随父、叔陆续辗转就读于各小学。北伐后，我曾入无锡国学专修科随国学大师唐文治学习约近一年，后随父亲进入无锡县初中。军阀战乱连年，小学、初中真正上学时间还不到五年，许多新科目都没有学过。以殿军末榜考入省立苏州高中才一个月，传来父亲39岁中年早逝的噩耗。困顿之际，幸有四叔钱穆，还有父亲故交友人以及钱氏义庄救济，母亲和我们寡孤才免于饥饿。四叔还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使我度过了一生中第一个生活难关。

    苏州高中的三年是难忘的三年。我努力补上了数学，还跟上其他课程。在这三年里，我似痴如狂地学习。苏州园林如画，名胜山水，从未亲临游览，像虎丘、寒山寺这样名闻中外的胜地，也是在60岁以后才有机会亲临访问的。苏州高中虽然是高级中学，却网罗了一批名家大师在这里执教，首席国文教师四叔钱（穆）宾四，西洋史教师杨人楩，本国史教师吕叔湘，英文教师沈同洽，地理教师陆侃舆，生物教师吴元迪，音乐教师杨荫浏。老师们钻研学术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循循善诱的教育，精湛的讲课，吸引着我积极探索和涉猎追求各种知识。他们爱护学生、启发学生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他们的引导使我走出了为解决个人生活而学习的小径，启迪了我对追求真理、追求学术探索的巨大兴趣和无尽向往。

    二、弃文从理 负笈北美

    苏州高中毕业时，由于家境更加困难，我的前途变得渺茫了。幸得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设立的清寒奖学金资助，我在1931年夏天分别考取了清华等五所大学。我听从四叔钱穆的意见选择了清华。那时清华文学院名教授众多，加上国文和历史均获满分，我真是对进文学系还是历史系犯愁了。

    进清华大学的第三天，就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一夜之间占领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我义愤填膺，爱国情绪在心中激荡，决心“弃文学理”，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出自己国家的武器，赶走凶残的侵略者。同时，也意识到，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强大国力的民族，会受到别人的欺负。在向物理系申请转系时，吴有训教授劝说我学文也同样可以救国。由于我的执著，吴教授最后做了有条件让步，说试读一年内如果数理化有一门不到70分，就转回文学院。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我终于达到合格，成为物理系的学生。

    当时物理系也有许多知名教授，他们不仅按知识逻辑和学科发展历史，进行生动精彩、引人入胜的讲解，还启发我们思考、争论问题，使科学的精髓经过自由争辩，都成为学生自己的东西。同时，学校也鼓励跨学科、跨专业选课。我就在数学系和化学系选修了全部主要课程。教授们对自己的研究很专注，学术氛围浓厚，学术讨论“无时不在也无地不在”。同学中自学也已形成风气。系里经常有学术研讨会，有时像玻尔、狄拉克、朗之万、维纳、威冯·卡门教授等欧美著名学者来学校做学术访问或短期讲学，使我们能接触到世界上第一线的问题和观点。我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学到了一整套自学的科学方法和严谨的科学学风。

    1935年大学毕业后，我又获得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高梦旦先生的研究生奖学金（全国一名），得以跟随导师吴有训教授研究X射线的衍射理论。业余时间，我还做了关于溶液论的研究以及铈的原子光谱学分析，研究了气体的状态方程和弹性薄板的弯曲等问题。

    在清华求学的六年，我不仅如饥似渴地追求着国际上科学发展前沿动态和学科轨迹，还培养了阅读国际科技杂志的习惯，对于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充满激情和兴趣。同时，我还在体育教授马约翰的指导下，成了清华越野代表队、田径队和足球队的队员。我曾和队友参加过北京五大学运动会和全国运动会。每天下午风雨无阻地参加锻炼，到毕业时，我的身高达到1.65米，体格健康而强健。缅怀往事，马约翰教授那洪亮的声音“Boys，for victory!”，宛然如昨，回荡在我心头。体育锻炼，不仅使我得到耐力、冲刺、夺取胜利的意志，更使我懂得团队与合作对于胜利的重要性，也使我在困苦年代，能承受压力，克服种种艰辛，昂扬斗志，去争取胜利。

    1937年北京沦陷后，我先在天津耀华中学谋职一年，几经周折后，在1939年元旦到达昆明西南联大。在代叶企孙老师讲授物理系热力学课程的一学期中，我开始体会到要做好一个大学教授，必须结合实际工程的新发展进行讲解。后来，我听过不少知名国际权威如导师辛格、英菲尔德等教授的授课，也均如此。我深信，做好一个大学教授的基本条件不是写出几本教材或发表几篇文章，而是在于能不断参与科研，并结合国际上科学新发展，来更新和丰富讲课内容。

    1939年9月2日，我和另外21位中英庚款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到达香港，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迫延期。1940年1月底，我们在沪集合，通过海运转加拿大留学。但我们上船后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于是就决定不能接受侵略国政府的签证，当即全体携行李下船，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这种民族的屈辱。第二次留学又放弃了。一直到1940年8月初，我们第三次接到通知，再度在沪集合乘船去加拿大。记得当时叔父送我时，我告诉他说我这次出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命运和科技发展，决心学好科学技术回来报效国家，四叔大为赞赏。

    我和林家翘、郭永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同时师承应用数学系辛格教授。林和郭专攻流体力学，我则专攻弹性力学，但所学课程则相同。到达加拿大一个月后，辛格教授将他研究的板壳宏观理论和我在国内研究的板壳微观理论，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送交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航空系主任冯·卡门教授60岁的祝寿文集。论文集中24篇论文均出自如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宗师，我是惟一的青年学生，而且是中国的青年。从此，我自信心大增，敢于向一些疑难问题冲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利用高斯坐标下的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开创性地打通了宏观和微观理论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板壳内禀理论，将薄板薄壳按中面薄膜变形、曲率变化和壳的曲率三种量相对于厚度量级进行了理论方程的分类，且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以后，我又参加了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的雷达天线的研究工作，并在1942年底转到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计算研究、人造地球卫星的轨道计算研究等，也参加了火箭现场发射试验工作等，还完成了变扭的扭转和水轮机斜翼片的流动计算，以及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的研究课题。这是我一生在科研工作方面多产的一个时期。但我心中深藏着对祖国和亲人深深的眷恋和牵挂，多么希望尽快回到祖国怀抱，将自己的科研成就奉献给祖国，为国家的强盛作出游子的贡献。

    在北美的六年里，我逐渐融入欧洲哥丁根学派并深得其精髓。哥丁根学派是应用数学的倡导者，强调对物理本质的认识，但在数学方法上，要用得准确、漂亮、朴素和简洁。为解决实际问题，要善于在数学海洋中寻找最合适的工具，甚至于创造新工具。辛格教授甚至说：要有捏着鼻子跳进海洋的勇气，但更应该懂得避免淹入海底，懂得在完成任务后爬上岸来。不要迷恋数学本身之美，要着眼实际问题，不是去完善许多数学方法。应用数学应该使我们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屠夫”，而不是制刀的“刀匠”，更不是一辈子欣赏锋利的刀而不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刀匠。导师辛格以及冯·卡门教授和我的多次交谈、聊天，使我更加理解了哥丁根学派的风格和追求，以至于这些科研文化的思想一直影响我至今。

    三、弃美回国 迎接解放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以久离家园、探亲为名，取得返国权利。1946年5月我终于回到魂牵梦绕、阔别已久的祖国。1946年到1949年初，我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月薪买不到两个新的暖瓶，不得已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承包”了三校工学院力学课程。我同时还义务担任了三个学报的编委。这一段时间有关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科研工作进展顺利，前后发表了八篇科学论文。1948年，我的有关固定圆板的大挠度问题的渐进解法（后来人们称为“合成展开法”），不久后郭永怀提出了粘性流的匹配展开法（“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PLK）法”），此外，还有林家翘和钱学森的工作，都被认为是奇异摄动理论的先驱之作。

    那几年中如抗议美军暴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运动不断。每次，张奚若、吴晗、朱自清等起草抗议稿，发动签名。我和吴晗同住旧西院，有时以搓麻将或打桥牌为掩护议事。自己也尽一切可能帮助了陆琳等地下党的同志。但自家的生活十分窘迫，只好向同事、老同学告贷度日。从美国回来探亲的朋友看到我的困境，告诉我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喷射推进研究所亟愿我回，可携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越待遇。但在美领馆填写申请表时，在最后一行有“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我明确填写了“No”，拒绝去美了事。

    经过反清华南迁的斗争，除了少数教师乘飞机南去，其余269位教师全部留校上课。记得1948年12月23日上午10时，我在讲应用力学，枪声已在墙外，我镇定自若，讲起了射击弹道计算，枪声不断，讲课声也同样不断，200余名同学无一惊慌离座，师生的心心相印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下课后，我和董寿莘两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到入城工作组的孟少农。晚上我们又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师生热情护校，以及校内粮食仅够三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也是鸿声里族兄），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孔繁霨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我深为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之情所感动。

    四、百废待兴 建设祖国

    1949年2月北京解放，3月清华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由原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任主任，张奚若、吴晗任副主任委员、周培源为教务长兼常委，费孝通和我为副教务长兼常委，陈新民为总务长。从此一直到1957年，我满怀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50年我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年12月随中央慰问团赴东北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伤病员。在东北各地，我深感旧中国崇洋媚外之风盛行，背负一种自卑的心理枷锁。于是，我在慰问期间就着手写有关我国古代科技发明史的文章，用以鼓励青年，坚定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这些文章除了在《中国青年》、《人民日报》等报章杂志上发表以外，还以《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一书出版。

    1951年2月，我随教育部长钱俊瑞和曾昭抡同志视察哈尔滨等六城市的高等教育和厂矿修复工作。年底，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文化代表团成员，我们在文化部丁西林部长率领下，出访印度和缅甸。访印前，周总理详细叮嘱了访问中诸多事项。无论在印度还是在缅甸，我们都受到热情而隆重的接待。此次出访加强了中印、中缅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返国后成立了中印和中缅友好协会，我任中缅友协的会长。3月当选为全国青联常委兼副秘书长，从此在廖承志同志和胡耀邦同志的领导下做了七年的青年工作。1951年4月，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当选为全国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为调查和组织科学工作者的队伍尽心尽力。1953年，我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代表江苏省），同年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科学院的学术秘书。

    1952年夏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我被任命为新的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此时，以前苏联教育模式为模板的教学改革开始。第一线的行政改革实践和教学实践，使我对前苏联教育模式有了深切的体会和看法。1954年我开设了弹性力学讲座，随后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不久，我又开设应用数学讲座，1962年我重新修订了讲义（这份讲义几经周折，直到1993年才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1956年我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一直到反右，才撤销了一切行政职务，保留教授。

    在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我即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经过几年的积极筹备，1956年1月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由钱学森担任所长，我兼任副所长。8月底，我出席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九届理论和应用力学和国际大会（IUTAM），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并作了“长方板大挠度问题”和“浅球壳的跳跃问题”的大会报告。前者有关大挠度板的系统摄动法被国际上称为钱伟长法，后者有关浅球壳的大挠度方程被国际上称为钱伟长方程。这年的年底还接受了波兰科学院授予院士的称号和证书。

    1954至1956年，我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第一个自然科学12年规划工作。我们建议以生产需要为出发点确定了55个项目，周总理指出还应该增加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任务，这样就形成了有56项任务的中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框架，其中原子能、宇航、计算技术和计算机、自动化和基础理论为重点，我负责几个项目的规划。在这两年的工作中，我经常向总理汇报工作，有许多次是在深夜或清晨中进行的。周总理一方面强调科学规划必须服从生产建设的需要，一方面又强调基本理论和科学实践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不止一次指出科技发展既有国际通用的共性，更应该注意结合我国资源和地区特点。周总理的每一次接见和谈话，都使我们强烈地感到身为华夏子孙的中国人，对开发这块养育着中华民族的土地要有无限的热爱和责任感。而在制定规划中，我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着。在规划接近完成时，周总理公开赞誉我和钱学森、钱三强为“三钱”。1956年4月，规划结束后，我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并负责筹建自动化研究所及自动化学会。在这以后，我应各省、市领导同志的邀请，到全国许多地方作了关于“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任务”的报告，广为宣传规划的精神，鼓舞广大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科学建设，爱国奉献，为完成科学规划进行艰苦卓绝的实践。报告在各地反响热烈，起了一定的动员作用。

    繁重的公务、学术行政和教育行政工作的同时，我并没有放松科研，在这几年里除了发表科学论文20篇外，还出版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专著，后者获1955年国家科学奖，并以俄文出版（1957）。这些都是在晚间的“业余时间”里，挑灯夜战的“成果”。我多么希望有更多时间，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多作贡献。我也不断呼吁社会各界对科学工作者的理解，采取措施“保护科学家”，为他们能集中精力科研创造必要的条件。

    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我主张教学必须和科研相结合，反对照本宣科，而是要在教学中让学生了解这门学科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我主张大学教育应以打基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应对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提出工科学生要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在实践中培养工程师等主张。当时在清华大学里引发了一场历时3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为了回答各方面的责难，我在1957年1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6月9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6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1957年6月的反右运动，使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划为右派，撤销一切职务，保留教授。

    五、身处逆境 自强不息

    反右以后，开展科研工作已经不易，但对于许多冲破了层层障碍的来访者，我还是私底下极力提供咨询，通过此“地下活动”把自己的智慧和科学成果，奉献给国家和社会。从1958年到1966年，经我咨询并提供帮助，甚至是提出计算方法的大大小小的民用、军用科研项目达百余项。

    1960年起，我变成了“摘帽右派”，开始接受校外邀请，相继开设了“晶体弹性力学”、工程流体力学、“颤振理论”以及气动弹性力学课程，编写了近100万字的讲义。1962年至1963年间，终于可以在清华校内为教师培训班讲解应用数学、微分方程的理论和解法、弹塑性力学基础等课程。1960至1966年间，是我授课的一个高潮，共讲过12门新课，写了约600万字的教材。这也是我一辈子写教材写得最多的几年。这些讲义包含了许多我当时的科研成果，很具实用价值。这一段时期，我仍坚持为《力学学报》编辑部审稿三百多件，尽心尽责。在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关心下，和党中央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消息后，我的处境确有好转，但工作仍有各种阻力。

    在1964年，我根据十几年的经验，写了一篇很有创新意义的重要论文《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投《力学学报》，因不公正处理延误发表，以至于四年后，日本鹫津久一郎在美国出版的《弹塑性力学中的变分原理》一书上表达了相似的论点，我也就失去一次为国争光添彩的机会。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又被打入最底层，成了斗争对象和劳改队的永久队员。我和老伴住在枪林弹雨之下，随时还必须出席批斗大会，受尽皮肉之苦不说，书籍资料、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丧失殆尽。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还是坚信混乱总会过去，国家的建设还会开始，自己服务国家的机会还是会到来，因此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消极悲观。这种信念和期盼支撑了我十年之久。

    时间长了以后，我又开始了“地下”的科学工作。除了咨询和为工厂提供无偿的翻译以外，居然开始了三角级数求和的研究工作，到“文革”结束时，总数业已超出1万种级数大表宣告完成。另外，为了避免别人攻击我迷恋纯理论研究，我专门找具体实际问题来做。除了提议研制复合装甲护板以提高装甲车的抗打击能力外，还在1971年到1975年间，成功地研制出锌空气电池，性能居然超过了GE公司的同类产品，这项工作意外地获得了1975年北京市科技进步奖。1975年我作为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总理还特地向我问起电瓶的事情。

    1968年8月，我被定罪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随后被下放首都特殊钢厂。年近花甲，操作52公斤重的铁杆，当起了炉前工。和工人们的朝夕相处，使我成了他们的朋友，我帮着他们搞技术革新，设计制造了水压机和大型热处理车间，满足了日益扩大的生产需要。1969年夏，清华忽然来通知，命令我去江西劳动改造。特钢以我还未改造好为由，留下我。后来，工人师傅们告诉我，鲤鱼洲农场是血吸虫病的严重疫区。工人师傅们的爱护使我免除了一场无妄之灾。

    根据周总理的提议，我从特钢调回清华，在监管下专作接待工作，1970年到1972年，我陪同接待了来访的美国作家韩丁、法国名导演伊文斯、美国作家斯诺、英国记者格林以及美籍华裔教授回国访问团。通过接待，深感周总理关于“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以及“求同存异”的指示在外事工作中的重要性。1972年10月初至12月，毛主席、周总理决定让我参加我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加、英、瑞典四国。周总理还特别嘱咐我关注环保问题。除了参观考察这些国家的最新教育、科技成果以外，我们还深入矿产、先进的计算机公司和电器公司进行了解。我则收集了英国治理泰晤士河污染与伦敦空气污染（即雾）、瑞典处理地下固体废料的详细资料。参观和访问了美国的环保局和环保研究中心，询问环保管理的运作方法，并获取大量资料。记得在离开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中国自解放以来，有什么科学发明，可以算作是对人类的贡献？”面对这挑衅性的提问，我作为发言人当即严正答复：“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重建家园中，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不论她曾经多么落后、多么贫困，只要国家独立，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努力建设，就一定能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工业、农业，逐步赶上世界上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这就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科学发明和对人类的贡献。”听众中一片掌声，许多在场的老教授留下了热泪。回国后，我提交了一份5万字的四国环保报告，并提出了有关我国环保管理和政策的建议。不久，国家成立了环保局和环保研究院。

    六、桑榆匪晚 扬鞭奋蹄

    “四害”已除，又欣逢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胜利召开，我虽已年近七旬，仍感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1977年8月起至1982年5月，我近十次在全国各地讲“变分法有限元”，听课者达2500余人，并写出讲义约70多万字，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随后，我又相继在各地主讲了“张量分析”、“奇异摄动理论”、“穿甲力学”、“广义变分原理”(民盟中央多学科学术讲座)、“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合计达148讲，这些科研成果整理成了225万字的讲义。

    从1978年至今，我在科研战线上奋力拼搏，夜以继日，力图挽回失去的岁月，尽可能为国家多做点事情。先后在中外杂志发表了约130多篇中外文的科学论文，一共出版了22本书。其中广义变分原理的工作获得1982年国家科学进步奖；在中文信息方面，我提出的宏观字形编码的工作获得1985年上海市科技发明奖。

    这些年里，我还数十次参加国内外科学研讨交流活动。创办了学术月刊《应用数学和力学》。1978年12月，在蚌埠的会议上首先提出了用拉氏乘子法建立广义变分原理的新方法，英国有限元权威辛克维奇教授认为比他的工作更富有开拓性，亦更实用，更有说服力，后称之为“广义变分原理”。还参加过五届全国3Ｍ会议，七次受邀到香港的几所大学访问讲学。1981年创立中文信息研究会，并当选为两届理事长，推动了汉字文化的信息化、现代化。1985年至今，由我发起和主持的四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成为很重要的国际学术活动，出席者皆为世界各国应用数学和力学界的著名学者。

    1980年12月起参加了中美合作编写《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历时五年，开过七次编审会议，编成全书共10卷。

    这二十多年里，我在科学工作上奔驰前进，虽已耄耋之年，两鬓霜华，但依然壮心不已，总觉得还有许多事情尚待完成。

    七、潜心办学 科教兴国

    1983年1月12日，在我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一个月后，清华终于在3年后才勉强给我一张“右派改正书”。我终于在新的起点，重新获得了全心全意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不懈奋斗的全新条件。

    到达上海后，在上海市领导和校党委的关怀和支持下，我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共同努力，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进行教育改革，致力于为改革开放中的上海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1988年国家教委主持的全国高校评估中，上海工业大学获得很高的评价。经过11年的努力拼搏，上海工业大学在上海乃至于全国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社会输送了大量急需人才，科研成果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的数目连年保持在前4名。全校的科研经费在全国1045个高等院校中名列前30名。

    1994年，由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组建成新的上海大学，我继续担任校长。我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执行既定的办学方针，那就是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继续推行“拆掉四堵墙”的办学方针，即拆除学校和社会之间、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间、教育与科研之间以及“教”与“学”之间的墙。根据上海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强化学生基础和加强基础技能和实践能力为重点，调整专业培养计划，发展新兴学科专业，增加第三产业所需要的专业，改造或淘汰传统的专业课程，加强教学、科研、生产和贸易的联系。

    在学制上，我不断完善全国首创的“短学期制”，督促教师精简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而延长暑期，可以给教师有充分的时间备课和进行科学研究。对学生而言，短学期制的考试很像老学制的期中考试，学生易于准备，成绩易于提高。学生有充分时间自学补习或参加社会实践。把教学的主导权交给老师，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不断完善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选课制，有利于学生根据自身特点，合理安排学习内容与进度，让一部分人能通过自学成才脱颖而出。继续推行导师制度，调动一切力量投入到教书育人的事业中。重视社团和体育锻炼对人的培养的重要作用。为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奠定了基础。

    通过改革人才聘任制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鼓励教师把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使得所有教师都能根据学科发展、国家和地区的需要选择科研方向，聘请大量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来校任职或兼课，积极为教师成才、进修创造条件，国际技术交流、合作的空间极大扩展；通过改革学校后勤服务，为师生提供了便捷实惠的就餐条件，为学生提供了环境优美的居住软硬件条件。

    1994年到现在，是我在上海办学的第二个11年。现在，上海大学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型大学，是上海市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2003年10月，学校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并获得优秀。现在上海大学已制定了学校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全体师生将发扬自强不息精神，构建绿色、文明、信息化校园，建成高层次人才教育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成为国内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将上海大学这所具有红色革命传统的大学，办成与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地位相称的、上海人民满意的一流大学。

    来上海的22年中，我不仅一心一意办好上海工业大学和上海大学，同样也关心着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力提倡、推进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和“终身学习”。曾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重视教育，尤其关心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另外，我还担任了近十所高校的名誉校长或董事长、名誉董事长，兼任了十几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我时刻履行着我回到祖国怀抱时许下的诺言，把爱国奉献的力量化作了支持和实践党中央的“科教兴国”战略的实际行动，为人民的科学教育事业多尽一份力，希望国家依靠科技和教育的力量，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使得我们的祖国真正强大起来。

    八、献计献策 服务社会

    1977年，小平同志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的号召。1978年从安阳开始，一直到1983年，我相继在中央党校、香港新华社以及全国（除了青海和西藏外）180个城市作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报告。就是最偏僻的地处陕甘川边界上的四川小县南屏县，我也去作了报告，听众无不深受鼓舞。

    同时，也看到在11亿人口的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是需要多么巨大而艰辛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作为领导现代化伟大工程的可靠核心力量，应该重视现代管理和组织科学，把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工作融为一体。基于这一需要和理解，1979年3月在全国政协的科学技术组，我做了“关于组织和管理的近代科学———系统工程”的报告。从此以后，我在全国各地讲“四个现代化”时，也必同时讲“系统工程”。不少领导同志认识了管理科学的重要性。从此以后，全国纷纷成立管理学院。1985年，我还兼任了田夫同志为院长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名誉院长。

    1979年夏，党中央恢复我的名誉，1980年民盟中央恢复我为民盟中央常委和文教委员。随后，中科院学部委员、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和《力学学报》编委职务等相继恢复。1983年12月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主席，历届连任。从此，奉献社会的舞台更加宽广，积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参政议政，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共求国是。1987年到2003年，连续四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的平台越宽广，责任越重大。南到西沙群岛、海南岛，北到漠河，西到新疆大漠，无不留下我奔走的身影和直言的调查报告与建议。

    多年来，我一直为教育改革、星火计划推广、地区发展战略、长三角乡镇企业、农村经济和教育、贵州毕节的扶贫、四川丘陵农业技术的推广、黄河三角洲经济规划、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立、开发大西北建言献策。支持张家港繁荣乡镇企业，兴办沙洲工学院，并兼任名誉院长，为乡镇企业输送人才。“农民办大学”终于造就了今日张家港的繁荣。我后来还到福州、泉州、漳州、厦门、连云港、珠海、滇西7个自治州和17个县市、山东30余县市、甘肃40个县市以及辽宁的丹东、沈阳、大连，黑龙江的佳木斯和镜泊湖，吉林和长春的松花江流域等地，行程几万公里，极力推广沙洲农村经济的发展经验，为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恪尽全力。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国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经我出谋划策的事情还有：耗资100万元，用“束水攻沙”的办法，解决了原要耗资6亿的福建马尾港淤塞问题；建议用水枪冲射黄河入海口拦门沙，使河道畅通，为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创造了条件；建议用分级提水的方法解决定西地区的干旱问题，提出“以水发电、以电提水、建设灌区、兴办粮仓”的扶贫方案，为祖国大西北的新灌区建设和移民、贫困农民问题的解决找到捷径；在甘肃白银和金川新建（镍）矿区，明确提出“超产留成，进行原材料深加工，带动地方乡镇经济的发展”，建议从矿渣中提炼铜以及各种稀有贵重金属铂、铑、钯、钌等，帮助他们从国务院获得特殊政策，使金川变成了河西走廊东端一个新兴的繁荣的工业城市、有40万人口的金昌市。

    1985至1990年，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兼该委员会科教文宗教小组组长，1989年起又被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与社会事务组组长，以及两个特区的区旗区徽评审委员会主席。满怀热情，以实际行动迎接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每次想起“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及“澳人治澳”带来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我老泪纵横，由衷祝福祖国越来越强大。此后，我相继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下转第34页）（上接42页）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等民间团体的执行会长至今，为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尽绵薄之力。另外，义务担任陶行知研究会的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海的总编委，中国科学院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评选委员会主席。

    我在这28年，到处给各地的地方政府出主意、给农民出主意，力图使主意切实可行，有较大的“含金量”。这些无偿的建议和意见，受到普遍欢迎。所有这些，事关富民，28年来一贯积极从事，乐此不疲。

    2002年10月9日，我在上海度过了90岁生日。中共中央、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和上海市的党政领导都在百忙之中致函致电和亲临表示祝贺。这是我一生中至为难忘的日子。我们上海大学校园内我手书的“自强不息”四字，不仅表我心迹，更作为校训，激励着广大师生，鼓励年轻的学子为了国家的需要而奋勇拼搏，自觉将自己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回报人民，回报社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腾飞奉献力量。人逢盛世，而不知老之已至。今年虽然已年届九十三，但是仍能效力在报国的第一线，我喜不自禁，真可谓：

桑榆未晚，欣逢盛世；爱我中华，奔驰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