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

    4月24日上午接到张秘书的电话，得知费孝通先生病危的消息，我立刻赶到医院，见到了老先生最后一面。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我还是忍不住悲痛，泪水夺眶而出。

    记得我第一次得到老先生的亲自教诲，是在1997年，那时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一次，所领导告诉我说，费孝通先生应邀去景德镇开会，当时我所写的有关景德镇的田野考察报告刚刚完成，为了了解景德镇的情况，先生想看看我的报告。就这样，我写的“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报告”被送到了先生手里。后来所里通知我说，先生看了我的报告后很有感触，回北京后想见见我。

    在这次谈话中，他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他认为我对景德镇的研究，不仅关注到了它的现状，对它的历史和传统也做了较多的对比研究。就此，他谈到了传统与创新问题：“有关文化的死活我一直想写成一篇专门的文章，但现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后把它发挥发挥写出来。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历史和传统就是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要研究这个种子，并且要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

    费先生当时告诫我的这些话，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使我受益无穷。我每次见到老先生时，他都要说，你出去考察回来，别忘了，来看我，告诉我外面发生的事。还有，你平时看到有什么好看的书也给我带点来。先生对于新知识的不断学习和吸收，真让我们这些学生汗颜。

    以后，我每次考察回来都要到老先生那里谈自己的考察和学习的体会。费老不仅认真听取我的汇报，还常常和我谈不少有关学术上的问题和看法。在聆听费孝通先生教导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他虽然已是高龄的世纪老人，但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他仍然在不断地思考和探索之中。坚持一辈子以“志在富民”为奋斗目标的费孝通先生，在耄耋之年为自己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和新的命题。我较熟悉的是费孝通先生来自四个方面的思考：第一是“文化自觉”理念的提出；第二是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第三是提出了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如何看待西部人文资源的观点；第四是提出有关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这些思考标志着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由对人物质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走向了对人精神的生存状态，即对人的人文世界的深切关注。

    他说：“大家不要满足于放导弹放得准，满足于物质世界的科学，要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好。我们的文化面临着一个挑选，它的发展有两条路线，这是两条很根本的路线，也许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他这样讲的目的是要我们回头去看看中国文化的传统。

    正因为先生认识到中国新的文化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以在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以后，先生再三强调，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西部的人文资源。为此，费孝通先生专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了一次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会上，他说：“今天来的都是专家，等一下我要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怎么样来组织一支队伍，我主要是想办法来帮助大家，这方面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愿意以我的力量来帮助一批人，帮助一批人文学家、艺术理论家和考古学家组织起来，创造一个全球化下面的、二十一世纪的、能代表中国新的精神面貌的文化艺术出来。当我们考察和研究了西部的人文资源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家底了，这些都是我们发展未来文化的基础。现在你们要了解这些家产，找到一条发展的路子。”

    在费孝通先生的关心和亲自指导下，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牵头单位联合清华、北大、中国社科院及西部各省的有关单位，向科技部申报了题为“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的国家重点科技研究项目，又向文化部申报了题为“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国家重点课题。这两个课题都得到了批准。在费孝通先生的鼓励下，我参加了这一课题，并成为负责人之一，而费孝通先生则是课题的学术总指导。为了做好这两个课题，老先生不辞辛劳，亲自带领我们到西部的陕西省和甘肃省考察，并和下面的学者开座谈会，组织专家队伍。去年，课题完成了第一期工程，并顺利地通过了验收。在这之前，我曾表示希望老先生参加第一期工程结题后的汇报会，他告诉我，只要他身体允许他一定会参加。他说，以后我可能不能再给予你们太多的指导了，但我已经为你们开了路，破了题。今后的路就靠你们自己走了。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是先生和我说的最后的话。

    记得先生生前总是对我说，每个人作为生命的个体，总是会在这个世界消失的，但作为整体的人文世界，却是生生不息的，这个人文世界是由许多不同人的思想所凝聚而成的。我们的生命消失了，但我们的思想却会融入到生生不息的人文世界中。所以费孝通先生虽然去世了，但他丰富的学术思想，却成为了永远不灭的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也就是他所说的生生不息的人文世界的一部分。费孝通先生的思想将和其他人类先贤们的思想一起，照亮我们今后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