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教授与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吴志攀

    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一个学科的名字与一位学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我国社会学学科与费孝通先生的名字的紧密联系，不但在我国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罕见，甚至可以说十分罕见。因为中国社会学与费先生的这种密切联系不但这个学科领域的熟知，其他社会学科领域的学者也知道，连许多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

    费先生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贡献巨大，特别是对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影响巨大。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学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未名湖畔读书，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与北京大学一直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在80年代初积极推动北京大学建立社会学系，十分关心社会学学科在北京大学的发展。1992年他提议把北大社会学所正式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并积极推动北京大学组织了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使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走上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的名誉所长和学术指导人，他亲自参加了社会学人类学所向北京大学校长介绍学科建设的汇报会，并多次与校领导交换他对学科建设的想法和建议。可以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是费老一生最后20年的研究基地和教学培养基地。

    在培养人才方面，自1985年开始他在北京大学先后直接指导了10余名博士。这批博士现在都是活跃在社会学科领域的学术骨干。为了拓宽学术影响和进一步培养人才，他在1988年为北京大学申报成功全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他非常关心社会学的文科基地申报工作和全国重点学科的申报工作，经常与教师们座谈学科建设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他一直在撰写与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许多重要文章都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如《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试谈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等等。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与研究工作中。他经常说，我的名片上只需要印一个头衔，那就是"北京大学教授"，这是我最后的归宿。在北京大学纪念建校九十周年的专集《精神的魅力》中，费老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旧燕归来》。他写道："我从未名湖畔开始走入社会学这门学科，现又回到未名湖畔来继续谱写生命之曲的尾声。北大即包括了早年的燕京，当年抚育我的是它，我没离开它给我的教导，晚年还是回到了它的怀抱。"在这些词语中包含着费先生对北大的无限深情。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追思费先生，回顾他学术思想的巨大贡献，总结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精神遗产。费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的学术贡献不仅是对中国的，也是对世界的。他的《乡土中国》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他的《江村经济》让世界从不同的角度定义中国的生产方式。他不但著作等身，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些重要著作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话语词汇被人们所使用，从很久以前一直到今天还具有如此常青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有成千上万年轻人使用着它们。

费孝通与中央民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鄂义太

    中央民族大学是费孝通先生亲自参与创建、工作生活了整整三十个春秋，并始终倾注无限关怀的中国少数民族最高学府。

    1951年初，刚过不惑之年的费孝通先生受命参与中央民族学院筹建工作，并出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从此开始了与中央民族大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刚刚建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主要是举办民族干部培训班，为国家民族工作输送政治干部，还谈不上是一所具有学科建设基础、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现代大学。

    1952年9月，费孝通先生负责组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他以独具的眼光，利用全国院校调整的机会，广泛招募学科人才。多年以后，费先生回忆说："我在民族学院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找一批教授，他们不知道要找谁呀，那么我开单子要"人。随着燕京大学民族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学研究所相继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原来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央民委参事室等单位从事民族历史、文化、社会和语言等专业研究的一批一流学者先后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这里一时大师云集、人才济济。研究部成了当时国内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族语言和民族史学等领域学术权威的荟萃之地，中央民族学院也因此迅速成为国内知名、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学府。

    费孝通先生是思想深邃、识见不凡的学术大师，终身坚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学以致用，志在富民"的学术理念并身体力行。早在他风华正茂的1930年代，为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他和妻子王同惠女士在蜜月间就深入广西大瑶山，进行民族调查。从1950年起，他直接参与组织、主持和指导了新中国一系列重要的民族工作，进行了民族学科与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紧密结合的重要学术实践。

    1970年代末，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他又开始潜心研究民族问题，并于1980年代末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该理论被公认是"认识中华民族结构全局的钥匙"，为中国民族研究指明了方向。199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先后对五个自治区以及甘肃、凉山等民族地区进行调研之后，提出以"两南兴藏"、"重建'西南丝绸之路'"、"东西合作，互惠互利"、"以东支西，以西资东"等发展战略为基础的"边区开发"设想，为国家西部大开发做了重要理论准备。1990年代末，他在大量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郑重向有关部门提出开展"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调查研究"的建议，并得到积极响应。进入新世纪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内容之一。

    费孝通先生被人们尊称为"知识分子费孝通"，不仅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博大胸襟，不仅因为他德、才、识兼备，而且还在于他始终求真、求善、求美，善良厚道，以社会良知自任，从他身上折射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伟大人格，为我们树立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光辉榜样，为民大师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卓越的人类学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

    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思的是一位卓越的中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一）费孝通先生一生做过许多事，许多工作，有多种身份，扮演过多种角色。但从第一义和最终义上讲，费先生是一位学者，是以人类学、社会学作为志业的学者。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费先生是中国人类学、社会学奠基与开拓者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费先生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建尽心尽力，作了最大的贡献，直至他离开人世之日。

    （二）费孝通先生自称一生中有两次学术生命。他把第一次学术生命从1936年江村调查算起，那也是他负笈英伦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的一年。之后，他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撰写了《江村经济》一书。马林诺斯基在书的序言中赞美它是社会人类学的里程碑。事实上，此书是人类学从研究野蛮人文化到研究人类文明的一个学术转向。而这一个学术转向，也使费先生一生集中于中国农村、中国城市、中国文化的研究，陆续出版了《云南三村》、《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书。这些著作或是高台讲章，或是散文式的短篇，无不在学术文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可说具有现代经典的地位。

    费孝通先生第二次学术生命，是在中国开放、改革的新时期开始的。当时，他已是七十古稀之年。但他不言老，不言倦，精神抖擞，一方面为社会学的重建，劳心劳力。另一方面则展开了个人第二次长达二十年的学术之旅。这一次学术之旅，他更扣紧时代的脉搏，更贴近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他不只在考察研究急剧现代化的事象中构筑自己的学术思想，也以他的人类学、社会学的修养与想象力提供促进现代化，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思维与策略。费先生第二次学术之旅，行行重行行，从研究农村进入小城镇，从小城镇进入中小城市。上世纪末的几年，他还在京九铁路上"穿糖葫芦"，访问京九线上一连串中等城市，希望加大这些城市的发展力度，振兴周边地区经济，从而使整个中部地区腾飞起来。其实，这正是费先生对自己在八十年代创导的"人民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践。费先生认为"人民社会学、人类学"是"为人民寻找道路"的社会学、人类学。

    费孝通先生学术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阅怀最切、所思最多的是全球化问题，并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看法，他说这是"表达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这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费先生的"文化自觉"是为了文化自主，"取得一个文化自主权"，"能确定自己的文化方向"，而不同文化的人则要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心态。他心目中一个理想的全球秩序是"多元一体格局"。他说："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指的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立，指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和确立'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

    （三）费孝通先生今年四月离开了人世，我们对他有无比的追思。费先生为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的建立与发展，献出了他的一生。他的学术工作，不止丰富了世界人类学、社会学的遗产，更为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人民的福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费孝通先生，在终极的意义上，是一位抱持学术兴邦、知识富民信念的卓越的人民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何幸而有费先生，中国人民何幸而有费先生。费先生走了，我们会感念他，人民会感念他。

从实求知美美与共——怀念老所长费孝通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景天魁

    费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奠基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年近70的费老主持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工作，筹办社会学研究所，开始了他的"第二个学术生命"。

    社会学研究所创办之初，是从民盟借了一间房子，条件极其艰苦，费老以"从我做起"、"从头做起"的决心，自己带头"补课"，"从什么是社会学补起"。他不辞辛劳，亲自带领科研人员，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很快写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研究报告。费老敏锐地观察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以后，有大批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应该怎么走？费老认为应大力发展小城镇。费老的报告受到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和肯定，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项研究丰富了中国的社区理论和农村发展理论，带出了一批研究队伍，培养了脚踏实地的学风，不仅对社会学所，而且对整个社会学界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2000年社会学所庆祝建所20周年，当时他已经90高龄了，但还是高兴地应邀前来，并在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从实求知"的演讲，回顾总结了他创办社会学研究所以来的心路历程，所有的人无不深受感动。他深情地说："20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摸索，我要继续看书、看人、看社会。我们搞调查，不能脱离实际，要'从实求知'，我自己身体力行的就是这四个字。""我们的学科不是一个空想的学问，是科学，科学是从实际里边出来的，'从实求知'，从实际里面得到知识，把知识总结出来。"

    "从实求知"，费老就是光辉典范。他从青年时代到90多岁，一生身体力行，2004年他94岁时，刚从医院出来，还坚持到黑龙江省考察。费老的学问真正是从中国的土地里、中国的文化里生长出来的，是中国社会学的永恒的基石。

    "美美与共"，是费老在谈到人类学、谈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时讲的。第一个境界叫"各美其美"，原本是指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各自有一套自己认为美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别的民族看来不一定美；第二个境界是"美人之美"，对别的民族觉得美的东西也觉得美；最高境界是"美美与共"，这是不同价值标准的融合，建立起共同的价值。我们体会这也是一个学术团体应努力争取达到的境界：每个人不仅自我欣赏，还要欣赏别人，尊重别人，认可别人，不要文人相轻，相互贬低，要美人之美，最后达到美美与共。

    我作为社会学所的第四任所长，或许由于职责的关系，对费老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崇敬感。费老从将近70岁受命组建社会学所起，领导中国社会学迅速崛起，光荣地完成了在中国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伟大任务。费老的历史功绩，任何一位中国社会学家难以望其项背。在我面前，费老是一座巍巍高山，高山仰止，学习不止。学习费老伟大的榜样、卓越的思想，继承他的志在富民的遗志，发扬他的"从实求知，美美与共"的精神，把费老开创的中国社会学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