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抗战结束，人民热切希望国家从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民主运动风起云涌。重庆是当时国民党陪都时期的政治中心，因而也成了蒋管区的民主运动的中心。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南方局驻在重庆；中共的白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重庆发行；一些民主党派总部都在重庆活动。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在重庆的政治、文化、新闻等各个方面尖锐地存在和发展。

为了增强民主的舆论，配合《新华日报》战斗，特别是为了适应在1946年1月开幕的旧政协的形势，民主同盟总部经过研究，决定创办《民主报》。当时，财力、物力都很艰难，也估计到反动派必然会施加重重阻力、压力，但大家根据革命需要，突破层层障碍，在中共的直接关怀和扶助下，经过短期筹备，在1946年2月1日正式发刊，在民生路178号租了几间房子作为社址（这个房子，今天犹在，面貌依旧）。印刷是托外面代印，编辑部同志晚上就借印刷厂里一角工作。报社出面负责的，是民盟总部一些老同志，具体担负编辑、经理工作的多是些年青人。工作条件差，担子重，远说不上工资待遇，但一股革命激情鼓舞着同志们积极工作。报纸初出，每天只四开一张。由于旗帜鲜明，言论公正，群众反映热烈，很快就打开销路，取得了生存的社会基础。

《民主报》发刊前20天，举国瞩目的旧政协在重庆开幕。1946年1月10日，《新华日报》在报道会议的要闻版上，刊发了一则框边消息，标题是《民主号角》，文中说“民主报日内发刊”，“社长决定为罗隆基，社论委员会由罗隆基、章伯钧、梁漱溟、郭沫若、马寅初、陶行知、邓初民等担任。”

《新华日报》的报道，是在为《民主报》的出场鸣锣开道。

《民主报》在问世第一天的发刊词中，公开表明：它是“民主同盟的言论机关……但不限于只发表民盟这一政团的意见……是一切民主信徒的工具。”

《民主报》在其存在短短的一年中，没有一天背离过这一宗旨：宣传民主，反对专制；主张和平，反对内战；要求进步，反对倒退。态度十分明朗。它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喝彩，也就必然引起反动派的仇视。

《民主报》发刊的头版，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民盟代表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消息，第三版上登了茅盾的《祝民主》的六点希望：①不做调和派，②明辨真假民主，③开放读者信箱，④文字语体浅近，⑤少登大人先生官样文章，⑥副刊不怕曲高和寡。

当时，在蒋管区，政治上暗无天日，经济上民不聊生，官僚资本横行。《民主报》明确提出了打倒官僚资本的口号，发表《打倒官僚资本》的社论（1946年2月6日）。这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成了轰动一时的话题。

不久，较场口事件发生。《民主报》立场明确，指出这是反动派对民主的进攻，对旧政协决议的血洗。

今天，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即前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第一部分二室，还展出有1946年2月10日的《民主报》号外一张，大标题是：《今晨较场口庆祝会上暴徒捣乱演成血案》；眉题是：“政协成功，人民无庆祝自由”。副标题是：“强占会场、殴打主席团，郭沫若、李公朴、马寅初、罗隆基、施复亮、章乃器及群众多人受重伤”。第二天的《民主报》头版头条新闻标题是：“野兽横行，蹂躏人权；昨晨庆祝政协会上暴徒惨演血案”，并发表了《民主的耻辱》的社论。随后，又大量报道了各方对郭沫若等的慰问、声援，驳斥了中央社及其他反动报刊的造谣污蔑，并连续写了《要求真实，不许歪曲》等评论。

在较场口事件发生的那些乌云滚滚的日子，《新华日报》和《民主报》成了蒋管区真正的人民的喉舌，正义的标识。人民抢着买这两张报纸，反动派则不择手段企图扑灭真理的声音。

1946年2月22日，也就是《民主报》发刊的第22天，国民党特务暴徒捣毁了《新华日报》和《民主报》，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至少暂时扼杀了民主派的声音。但就在报社被砸的当天，《民主报》仍千方百计照常出版，用大字刊登了民主同盟张澜主席要求“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本报与《新华日报》的主使人，并解散特务组织”的公开信，中共代表团吴玉章、《新华日报》经理熊谨玎到《民主报》慰问。《民主报》还发表了中共代表团的慰问信（1946年2月26日）。

中共的支持、人民的支援，鼓舞了《民主报》人的斗志，在今天还可查到的一些残存的《民主报》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对反动统治针锋相对的揭露：

“西安已成鬼蜮世界！陕西当局准备大规模屠杀民盟人员，退役军人、教师、学生、新闻记者等均被列入暗杀黑名单”（1946年5月28日）。

“南京发生血案！较场口事件复演，马叙伦等赴京呼吁和平竟被特务暴徒殴打……重庆新闻记者胡作霖、胡甫珊、周亚君、姚江屏、杨钟岫、唐弘仁、李康、舒军等63人致电慰问血案受伤的《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1946年6月25日）。

随着人民要求民主和平的高潮掀起，国民党反动派撕下面纱，一面向解放区大肆进攻，挑起内战；一面对蒋管区民主运动进行残酷镇压。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消息传来，全国震惊。当时在重庆，也是黑浪滔滔，杀机四伏。一些特务报纸，如《新华时报》、《民主日报》，每天对《民主报》进行污蔑、威胁，说要“斩断这根共产党的尾巴，砸烂这个共产党的工具”。而《民主报》一如既往，巍然不动。

李公朴遇难的第二天，7月13日，《民主报》发表了《抗议！抗议！抗议》的社论。12日深夜，总编辑叶丁易把草稿写好，拿来和经理冯克熙商量，冯克熙同意一字不改，全文发表。他打电话给《新华日报》经理于刚，于刚表示支持《民主报》的决定。

7月15日，闻一多倒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声中，《民主报》和《新华日报》大量报道了血案的真相和人民的愤怒、控诉、申诉、哀思，并连续发表了社论：《杀的教育》（7月17日）、《血债！》（7月18日）、《最严重的关头》（7月19日）和屈楚同志的专稿：《国殇》（7月28日）。冯克熙在文章中写道：“在那些风雨如磬的黑夜，同志们聚集在编辑部那间小屋子里，满腔悲愤，走笔疾书，大家考虑的，不是一身安危，而是国家命运和人民意愿。那些慷慨陈词、那种坚贞不屈的精神，至今想来，犹历历在目，令人气壮。”

行动，是《民主报》对反动派挑衅的回答。1946年8月1日，《民主报》扩版，由原来的每天四开一张扩大为对开一张。

扩版，在当时已很险恶的处境中，不能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果敢的决定。为了扩版，大家又需要跑多少路，花多少心血！首先，得有个自己的印刷厂，否则处处受制。要办厂，一要钱，二要人，三要房子，《民主报》却一样也没有。但有中共关怀，读者鼓励，意志支持。经过大家的努力，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民主报》终于办起了印刷厂。于刚是总筹划，地下党派吴子良到厂里具体负责，盟内史良、邓初民、刘王立明、鲜特生、胡克林、赵一明、敬树诚、杨复全等人尽了很多力量，特别是邓初民、鲜特生、胡克林花的气力更多。为了印刷厂在牛角沱的一处厂址，沈衡老（沈钧儒字衡山）还出面在上清寺一家抗战初期迁来的北方饭馆“老魁顺”请过一次客。李公朴也参加了那次聚会，为报社同志们打气。那是他去昆明前不久的事，也是大家见到公朴先生的最后一面，之后就是大家来为他的惨烈牺牲开追悼会了。

在扩版第一天的《民主报》上，发表有一则启事：“本刊创刊半年，备荷读者爱护，惟以版面狭小，内容不克增强。……兹应各方瞩望，经同人于万端困难中，艰辛筹备两月，完成印厂设备，于8月1日改出对开大张，仍本人民立场，推进和平民主。”

扩版的第三天，8月3日，《民主报》在头版登了《威武不屈，富贵不移》的社论，痛斥国民党对民盟的威胁打击与利诱分化。接着，又写了：《联合政府如何成立》（8月5日）、《内战决无出路》（8月11日）等社论，义正词严，语诤意切。8月18日，民盟张澜主席在成都主持李、闻追悼大会，刚出会场，即遭特务突然袭击，横加殴辱。同时，大会筹备负责人、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张松涛亦遭特务围打，身受重伤。《民主报》在第二天，8月19日发表了《还像不像一个政府？》的社论和《我们要质问政府，究竟还有没有法纪？》的文章。

1946年秋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已不顾一切，决心大打。《民主报》针锋相对，口诛笔伐。这个时期的重要文章有 

《不要把人民做炮灰》（9月8日）

《政府决心要打》（9月20日）

《战场火炽，谈判无声》（9月21日）

《拿出人民的力量，制止祸国殃民的内战》（9月28日）

《法统与地盘》（12月2日）

这些文章都是那段时间内在《民主报》上发表的颇得读者好评的社论和专论。这些言论发出在反动派白色恐怖统治中心的重庆，报社的同志们是作了甘冒一切牺牲的准备的，有的同志也确实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民主报》通过报纸搞民主宣传，也利用报馆搞民主活动。当时，重庆新闻界壁垒分明，一边是以《新华日报》为首，包括《民主报》和《大公报》、《新民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西南日报》中的一群进步记者；一边是《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以及《新华时报》、《民主日报》这样一些特务报纸中的一伙反动分子。斗争是十分激烈、毫不含糊的。民主进步人士这一边，中心在《新华日报》；而更多的场合，是借用《民主报》碰头研究，组织分工。有时，举起《新华日报》这面大旗；有时，则由《民主报》出面；有时，有些报道又先通过当时较中立的《大公报》、《新民报》这些渠道，大家配合作战。而且，不断扩大营垒，共同为了一个目标：把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专制的信息，更有力地传递给人民，从而为解放战争造舆论。

当时，《民主报》的经理部、编辑部都是重庆进步新闻记者经常的过从之所。《新华日报》的石西民、田伯萍、邵子南、谢韬、王诚；《大公报》的高集、曾敏之、张学孔、刘克林；《新民报》的浦熙修、周亚君、姚江屏、杨钟岫；《国民公报》的温田丰、甘露、李光儒、李忠禄、胡甫珊、胡北淇；《西南日报》的韩劲风、胡甫祥；《商务日报》的梁柯平、张孟恢、王柯琳和成都《工商导报》的袭思雪等人，都是《民主报》的座中客。

《民主报》不仅在新闻界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签名、声援、抗议、请愿等活动，也在文艺界、戏剧界、出版界开展了不少的工作。由熊佛西、陈白尘支持，具体由屈楚、周特生、刘沧浪等人负责的新中国剧社，郭沫若主持，具体由屈楚、刘盛亚、刘川、吉少甫和冯克熙负责的群益出版社，由重庆一批进步新闻记者发起组织的文群通讯社，都是当时《民主报》在各个文化领域的同盟军，都为民主革命起到了值得称道的作用，都是那段时期值得回忆的的史迹。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疯狂镇压，《民主报》的处境日益困难。反动派把《民主报》和《新华日报》一样视为眼中钉，从打报童、撕报纸到盯梢、监听，无所不用其极。现在重庆“美蒋罪行展览馆”内，就展出有国民党反动派监视《民主报》活动的材料。

在这个展览馆第一部分二室的一个玻璃橱内，陈列有3份“中共代表团电话动态”。

其中一件内容：

特二组，原报人，江隆，7月26日（按：指1946年）电情字36号①7月26日下午，《民主报》易德俗打给冯克熙：“冯经理吗？印报的纸没有了，派人送来。”“好，马上送来。”②3160报（按：3160可能为特务编号）《民主报》（按：指《民主报》印刷厂）打给冯克熙：“白报纸没有了，怎么办？”“上清寺买一下，没有，就暂时用毛达纸，我跟到想办法。”

另一件记录 

特二组，原报人，江隆，7月29日，电情字41号①下午4时30分，3160报，张明发（按：应为张明泛，《民主报》印刷厂负责人之一）找冯克熙：“钱，请你快送来，现在，伙食钱都没有了。”“好，我马上派人送来。”②下午5时40分，《民族报》杨×找《民主报》叶正畏（按：应为叶丁易，《民主报》总编辑、共产党员）“你会到冯克熙没有？”“下午一点钟会到的。”“他同你谈了些什么？《大公报》副总编辑叶×到重庆来了，想在贵报负责点编译工作，你同冯谈一下。”

第三件，依然是3160报，日期，编号不清。内容为：

冯克熙打给300号（按：指当时重庆国府路300号，原为民盟总部，后为《民主报》编辑部）“名单出来没有？”“出来了。”“史大姐的名字要排在前面。”“好。”

在同玻璃橱内，还展出有同类“电话情报”数张，其中有监听周公馆的（按：即曾家岩、周恩来办公处），跟踪郭沫若在百龄餐厅的。

这几个材料说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报》和共产党真是“一视同仁”，对《民主报》的监视、监听，干脆纳入了“中共代表团电话动态”的范围之内。从《民主报》的所言所行，也说明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是严肃尖锐的面对面斗争。

随着《新华日报》被查封，《民主报》也被捣毁。《民主报》主要工作同志一部分被抓进了“渣滓洞集中营”，一部分间道去香港，一部分转入地下，在地下党领导下坚持战斗，迎接解放。

《民主报》存在仅一年，短促的生命，艰苦的历程，民主的号角，正义的呼声；它在民主革命年代所起的作用，是共产党和人民都看到的。

在民盟的光荣传统和历史中，《民主报》有其一定的位置。

《民主报》的生存和作用，首先是和共产党始终如一的关怀、扶持不可分的。《民主报》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共产党对民主革命具体领导的一段历史。

《民主报》是诞生在周恩来和参加旧政协的中共代表团同志的倡议和赞助之下。后来，又在政治上、经济上、人力上给予大力的帮助，《民主报》总编辑叶丁易是共产党推介的。报社的言论、编辑方针经常向共产党汇报，征求意见。在紧跟共产党的部署这一点上《民主报》是认真做到了的。周恩来和代表团离开重庆后，报社和中共四川省委吴玉章、张友渔以及《新华日报》于刚、田伯萍、邵子南等人继续密切联系；同时，和川东地下党刘国鋕、吴宇同、黄可等人紧密合作，《民主报》的有些重要社论就是中共代表团、《新华日报》同志帮着写的。

《新华日报》采访部负责人之一的田伯萍在写《新华日报》史料时，还和冯克熙谈起这件事。他从《新华日报》的角度说：“《新华日报》不是孤军作战，有友军配合，《民主报》就是主要的一支。”而从《民主报》角度看，报社所起的一点一滴作用，都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怀分不开。在那些艰险，也是火热的日子，共产党在政治上指引，工作上启迪，生活上照顾。《新华日报》内的许多集会，从听报告到扭秧歌，《民主报》人都是参加了的。在《民主报》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张友渔、于刚不止一次找冯克熙去问，要不要中共资助？冯克熙说：“中共也需钱，我们怎么能向中共伸手？纵有困难，自己克服。”后来，吴春选告诉冯克熙，在《民主报》最后阶段，经费实在无法，仍在吴玉章、张友渔处拿了几笔钱，是他和邓初民一道去拿的。

民盟的许多同志，从张澜主席开始，沈衡老、邓初民、史良、李公朴、周新年、梁漱溟、鲜特生、潘大逵等同志都为报纸的开创筹划和坚持，费了许多心血。罗隆基是报社第一任社长。他去南京后，由鲜特生接任。经理，最初是罗子为，以后是冯克熙和周特生，最后是吴春选。总编辑，首任马哲民，后来是叶丁易；叶丁易去解放区后，冯克熙推荐吴汉家负责。他在成都搞《公商导报》分不了身，编辑部的担子就落在唐弘仁、舒军、李康、张真民、阳明、魏宇平等几位同志身上。当时，民盟重庆市支部赵一明、汤逊安、李正清、杨复全等人都直接、间接参加了《民主报》不少活动，做了不少工作。还有不少盟内、盟外的同志曾为《民主报》尽过心，出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