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新增院士101人。从评选之初公布的上千名的有效候选人，经层层筛选，优中选优，最终只有十几分之一的人入选。民盟盟员贺林，现任上海交大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和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许多了解贺林的人对他终能入选院士，感觉是名至实归。而贺林却很平静，他认为院士只是一个符号，正如A、B、C，没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只有排列位置的区别，工作能得到行家的认可就应该满足了。贺林说：“我所得到的这个‘院士’称号应该归属我所在的整个研究团队，我个人只是起到了一个张罗人的作用。”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做每一件事都要努力做有力度和有特色的工作，积极参加国际竞争。”贺林提到的他和他的团队近年来完成的工作，如A1型短指基因的研究和“贺－赵缺陷症”的命名。贺林他们建立了世界上最具规模的神经精神疾病样品库，并利用这一样品库研究发现了在中国汉族人群中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第二内含子VNTR多态性基因型分布与精神分裂症及单相抑郁症有相关关系等，证实了在汉族人群中APOE4是老年性痴呆的高危因子以及在血管性痴呆中也起重要的作用，发现了APOEε4是胎儿期因碘缺乏引起的智力缺陷的风险因子。结合国情特点提出“百家姓”与药物开发相关性的新思路；在单基因遗传病研究中，揭开了困扰人类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第一例孟德尔显性遗传病的A1型短指基因之谜（研究论文分别发表在Am J Hum Genet和Na－ture Genetics杂志上）。相关研究被评选入2001和2002年度中国的4项十大新闻，并被评为2002年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同时获得了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而“贺－赵缺陷症”则是贺林和他的团队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和报道的一个新遗传病，也是第一例正式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遗传病，得到了世界公认。并且，率先把该致病基因定位到了染色体 10q11.2区域，结束了中国作为遗传资源大国而又从来没有自己发现和用本国人姓氏命名遗传病的尴尬局面。相关研究结果被评为2002年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并入选为2002年度的中国医药卫生十大新闻。前者揭开了一个世纪之谜，赢得了国际同行的赞扬；后者则改写了迄今几千种遗传性疾病中没有以中国人的姓氏命名的历史。

贺林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9部，并被邀请作为国际Psychiatric Ge－netics和Cell Research等杂志的编委。近五年来承担国家和国际研究项目多项，最近作为牵头人为交大申请到上海市交叉领域创新团队奖800万人民币，目前正发挥上海交大多学科的优势努力为新的前沿领域“DNA计算机” 的研发做贡献。贺林教授先后荣膺国家杰出青年奖、香港“求是”杰出青年奖、上海科技精英奖、美国国家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研究联盟的“杰出研究者”奖、中国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何梁何利”奖等。他还是国家“863计划”主题专家组专家、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

在交谈中，贺林毫不掩饰自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和思想的人，他认为他的这种个性源自于决不轻易相信已有的结论，即使对教科书也是带着怀疑的眼光来读。长此以往，逐渐形成了他对科学问题的思考的严密与严谨，以及善于抓新问题的思维方法。

很多人可能没想到的是，如今的贺林院士在他成长求学的关键期并未受到正规的教育。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贺林，小学毕业后正逢文革劫难，父母受批斗，这样他几乎没有经过中学教育，以后就在南京一工厂当了8年的工人。贺林至今觉得这8年的工人生涯对他日后的发展影响很大，使他经常能从社会底层来看待一些问题，“譬如在处事上我一直站在工人的角度，心里会平和许多。”或许是这份“底层情结”，使贺林日后无论身处何地，遭遇何事，都能抱持一份平和的心态待人待事。贺林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后于90年代中期回国，他的太太是英籍俄罗斯人，女儿今年9岁。去年太太和女儿正式由英国迁居上海，太太目前在上海交大图书馆任职。“平时家里沟通主要用英文，但我女儿现在已经能简单地用汉语交谈了。”

贺林院士在交谈中提到了民盟组织对他的帮助，他在获得中科院院士之前，经历了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在学校里工作很不顺心，个人的家庭生活也出现问题，民盟的同志非常关心他，经常和他谈话，支持他、给他建议，并且向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市委主委同时也是交大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的张圣坤反映情况，帮他在学校里解决了一些问题，对他在工作上取得业绩很有帮助。贺林充分体会到了组织的温暖，也使他下决心在工作中做出更大的成绩。

（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